免死金牌与尚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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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免死金牌”，真名叫作“丹书铁券”，是皇帝赐予功臣的一种莫大奖赏。它既不是金的，也不是个牌子，而是一块半圆形的铁板。在这封“丹书”的内容里，一般都明确地记载着赐券日期、赐券对象，以及被赐者的功勋和特权。为了防止假冒伪劣，“铁券”往往还要被分割成左右两半——右边的一半留于皇宫，左边的一半由被赐者保管。需要的时候，左右部分进行对接，如果二者吻合，即为正品；反之，则为赝品。

　　那么这个丹书铁券真的可以用以免死吗？我们不妨看看历史上那些拿着这玩意儿的功臣到最后有什么下场吧。

　　丹书铁券是汉高祖刘邦发明的。汉初的时候，为了褒奖那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刘邦给每个功臣都发了一个这玩意儿，说明世袭罔替，子孙都可以用，然后还非常严肃地装进金盒子，保存在祖庙里面，代表世世代代不违誓约。既然搞得这么隆重，皇帝说话总要算话吧。可是没多久，大功臣韩信就被吕后骗进宫里给干掉了，而且还一连诛了韩信的三族。又过了没多久，被刘邦亲封的最大功臣萧何，因为被人告发贪污，也被关进了大牢，差点没死在牢里面。

　　最搞笑的例子是，汉朝另一个忠臣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是平定七王之乱的功臣，周家可谓满门忠烈。周亚夫快去世的时候，他儿子给他准备了500副盔甲和武器，准备日后当陪葬品。武将嘛，到阴间也可以组织个亲卫队，不会被阎王爷随便欺负，这也算是儿子的一片孝心。可是皇帝不这么想啊，“这是想造反！”周亚夫心里清楚，我都快死了，造的哪门子反，分明是皇帝嫌我功高震主啊。他要找皇帝讨个公道。皇帝支吾了半天，反正就是不能让你赖活着，在阳间造不了反，那你就是要到阴间去造反！莫须有的罪名如此信手拈来。周亚夫在监狱里面绝食5天，吐血而亡。

　　明朝的时候，大功臣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谋士，在朱元璋刚刚起来造反的时候，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帮忙，为明朝的建立是立了大功的。后来，朱元璋也发了丹书铁券给他。人家李善长是读过书的，知道当年的流氓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是怎么对待功臣的，现在这个皇帝比刘邦还流氓，他把我比作萧何，还发这个东西给我，这是要我死的节奏啊。李善长赶快就辞官回家了。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想跑？你跑得了吗？没几年，因为胡惟庸造反，皇帝就硬说李善长是幕后黑手，李家遭到了灭门之祸。

　　说到这里有人就问了，《水浒传》里面的柴进拿着祖传的免死金牌，活得多逍遥啊。且不说《水浒传》是小说，就算是在历史上，宋代对大臣那是好得不得了，压根也没杀过几个大臣。

　　二月河在《雍正王朝》里面写过，邬先生和十三爷说，千万不要当什么铁帽子王，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免死不免死的，和金牌根本也没什么关系。

　　讲完了免死金牌，就该轮到尚方宝剑了。话说开封府尹包青天包大人就有一把“上斩昏君，下斩佞臣”的尚方宝剑，这个尚方宝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话说这个尚方宝剑中的“尚方”，指的是秦汉时期管理和制造皇家刀剑兵器的官员“尚方令”。因为制造的武器锋利无比，而且只有皇帝才能用，所以从尚方令手里出去的武器，就是皇权的象征，别的人是不能乱用的。

　　“尚方宝剑”这个词出自汉代，汉成帝的时候，当朝丞相安昌侯张禹贪赃枉法，广蓄良田，欺压百姓，可是官员们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除了是丞相，位高权重以外，他还当过皇帝的老师。

　　可是，偏偏有个叫朱云的大臣不信邪，一定要出来告发他。有一天上朝，这个官员就在朝廷上把丞相给告了，最后总结了一句：“皇上，请你把尚方宝剑赐给我，让我去赐死那个张禹！”

　　很有气魄吧。可是皇帝说什么呢？“你敢侮辱我师傅，还想动皇室御用的宝剑，我看你是皮痒啊，给我拖下去砍喽！”然后就吩咐侍卫要把朱云拖走。

　　可能是临死之前的最后挣扎，朱云居然死死抱住皇宫里面的栏杆就是不撒手，侍卫上来几个人都拖不走。最后，侍卫一使劲，居然连朱云加栏杆，一起扯下来了。后来，还好旁边一些有良心的官员给他说了好话，这才免去杀身之祸。“朱云折槛”也就作为忠臣敢于直言的成语保留了下来。

　　在这个故事里面，所谓请尚方宝剑，只不过是把宝剑比作皇帝，希望皇帝能够重视丞相贪污的事情。

　　同样在汉代，就出现了皇帝将御用尚方剑赐给臣下的事例。比如汉景帝时，皇帝赐剑给大臣卫绾，卫绾说：“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尚方剑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太珍贵的物件，你看人家卫家，一口气可以拿出6把，皇帝再送，人家都不要了。本来嘛，这种赐剑的行为，无非是皇帝给打个赏，并不具有赐予特殊权力的含义。

　　据史学家分析，迟至唐代，被皇帝授予“尚方剑”的官员都还没有“专杀”的权力。所谓专杀，是指无须听皇帝命令，可自由决断杀人的意思。而到了宋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宋人所著《武经备要》记载：“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也就是说，在宋代的军事上，开始实现了尚方剑“如朕亲临，违法专杀”的权力。同时，在同一时期的辽、金以及后期的元，都有赐剑专杀的例子。

　　但是，这时候的尚方剑专杀之权，大都用在军事领域，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将在作战过程中“去朝廷远，每俟奏行，恐失机会”的问题，在司法领域并不适用“尚方剑”。也就是说，包青天是没有尚方宝剑的。

　　到了明代，也鲜有将尚方宝剑用于官员监察和各类刑事民事案件等“非军事用途”的。

　　有明一代，尚方宝剑的出现频率比宋代高，制度也比宋代完备。赐尚方宝剑必须经过一项重大的仪式——“代行授钺礼”。明末，剑（尚方宝剑）、敕（敕令）和印（印符）共同构成了督师权力的象征。

　　因此，尚方宝剑再风光，使用起来也是有规则的。在封建专制时代，皇权独大，绝对不允许出现什么“上斩昏君、下斩佞臣”的制度bug。

　　比如《宋史·陈执中传》中就提到过，太祖赵匡胤吩咐大将曹彬：“副将以下，不听命令的可以杀。”《明史·杨镐传》中也说，皇帝赐杨镐尚方剑，只能杀总兵以下的官员。这就限定了专杀权的使用范围。而且，尚方剑赐予地方将领，只能用于将领管辖地区，不能跑到别人的地界去杀人，否则就是越权。而有清一代，在历史记载里甚至很难找到“尚方宝剑”的影子。

　　戏剧中的尚方宝剑，只不过是民间对于“除暴安良、沉冤昭雪”的一种美好想象。就像免死金牌不能真的免死一样，尚方宝剑也没法实现公平。真残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