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屋檐下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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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么，就要自得其乐。像蚯蚓给自个儿截成九段，凑两桌打麻将的，还有一个端茶倒水的。

　　大巴山里的路长，小小的我总是腿短，走不过一起去镇上集市的哥哥姐姐，得连蹦带跳地跑。不过我们都比大人快，他们早就被我们甩在了后边，大人沉得住气，说走那么快干嘛，集市又不会长脚跑了。

　　每次去集市，妈妈先要去趟林正兵那里，买一串邮票，一枚一枚地贴在信封上，有写给爸爸的，有写给舅舅的，还有帮邻居们代笔回复的，再把它们投进邮筒。

　　胖乎乎圆滚滚的绿邮筒站在林正兵的门口，不说话，也不吃饭，一直站在那里，我特别好奇信是怎么走的，是不是它肚子里有个秘道，信要去哪里，告诉它一声，就自己从秘道里自动走了。毕竟林正兵一个人，那么多地方不一样的信，总不能自己拿着送过去。

　　林正兵还有块小黑板，上面的粉笔字很好看，我识字还不多，但已经会帮妈妈找名字。按十二个村子分开，有些村子下面一个字也没有，有些村子下面写得密密麻麻的。白色粉笔字是有信，红色粉笔字是有电报或者汇款。所以林正兵是个神奇的人，经过他写的名字，就会有什么发生。

　　林正兵的门口总有很多人，一些是真的要办事的，大多数，是来看热闹的，看谁收到多少钱，看谁捧着一张纸哭，看谁拿着一沓纸意气风发。人们或羡慕或劝解或议论，这些事攒一起，到下次来集市，都是乡间新的谈资。加上林正兵的表情总是淡淡的，还继续忙他手边的事，所以我又有些不喜欢他，觉得都是他的错，把人都惹哭了，还不说对不起，这样的人，肯定是得不了小红花的。

　　不过下次赶集，还是首先要去他那里。

　　到我知道那几毛钱一方小小的邮票是每个收信人和其亲戚朋友的纽带，林正兵是它们其中的一个执行守护人，他的那个屋子叫邮政所时，我已经上小学了，而且知道不能叫他林正兵，无论年龄和辈分，都得叫他林正兵爷爷。

　　去镇上买邮票寄信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要妈妈亲自出马，我已经可以代为操作了。但第一次妈妈不在旁边看着，完全交给我的时候，我就出了纰漏。把收信人和寄信人的位置弄反了，七八封信的地址，一水儿地全反了，自己还不知道，喜滋滋地抱着它们去买邮票，被林正兵爷爷看见了，说收信人怎么都是你们村的，他拿过去一看，果然都错了，他说你这马虎的孩子，重新写吧，都反了。

　　我红着脸按着他教的在他给的新信封上写了一遍，然后才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回去憋不住和妈妈招认，说白天的事情，妈妈问，你给买信封的钱了吗？我一脸天真，没有给，只给了买邮票的钱。妈妈无奈地看着我，你呀，你不给钱，你林爷爷就得自己垫钱。

　　那时邮政所刚安了电话，村子里的人很多去尝鲜，有的人耿直，电话费结得痛快。有的人却耍赖，一收电话费，各种理由不给，还有的人倚老卖老，说这还不是你林正兵的敛财机器，你说收多少就收多少。听说林爷爷自己垫的钱不少，他妻子为此没少和他怄气。

　　妈妈下次赶集去给他一块钱，他推了没要，说这一块钱就当让小孩子学了知识，比老师教的都学得快。

　　小时候觉得繁华的邮政所很大，到我去镇上念中学路过时，才知道它是那么小。

　　临街的一面墙从半人高处凿开做成窗户，把玻璃柜台全露出来，来办事的人站在外面的屋檐下问询办理。窗户边上的木框子凿成凹槽，晚上拿木板挨个镶在木框子里，后面拿木棍闩子插上，是小镇上最常见的样式。那屋子实在是小，林正兵爷爷站在玻璃柜台后面，背后一把椅子，椅子背后一个玄色的分格柜子，柜子旁边一个脸盆架子一个热水瓶，旁边一个出入的小门，便再没有什么了。

　　屋子夏天热，好在窗户大，还有一点路过的凉风，冬天却是冷的，连个炉子都放不下，只有把窗户上的木板装上几个，遮住一半，抱个热水袋。冬天农事少，来赶集办完事的人们聚在外面的屋檐下点上烟闲话晒太阳，对屋里柜台旁的人说，老林，别抱热水袋了，出来晒太阳，他都咧嘴一笑，说走不开。人们说，又没有人来，你出来晒一会儿再回去，他都呵呵笑，嘴里和他们搭话，还是在那阴冷的屋子里待着。人们又打趣他，说你这个吃国家粮的倒是不白吃。

　　那时我做着文学梦，投稿的次数多，和林正兵爷爷的交道打得也多。只是发表的东西没见到，退稿信倒是一堆，他当然不知内情，每次把我的信捡出来，等我周末放学路过时给我，说你这小丫头倒看不出来，这么小就成了文化人。我羞愧地拿了信，说声谢谢，再不敢多说话，低头走了。

　　突然有一天，他递给我的信封特厚，打开一看，是发表了自己作品的两本杂志，我一蹦老高，把杂志递给他看，说发表了发表了。他也很高兴，接过杂志，戴上老花镜，细细地读着，读完很郑重地说，写得好，不过以后要好好写，不要得意忘形。现在想来，那篇文章浅淡得很，达不到好的程度，可他当时那郑重其事的样子，倒真是鼓舞人心。

　　其时小镇是没有多少人写作的，不管成功失败，年少的我都怕被人知道，林正兵爷爷是我唯一的知情者，难得的是，这件事他一直守口如瓶。在他给我递信的一次次里，我站在外面屋檐下或高兴或失望，他站在邮政所小屋的柜台后或鼓励或表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我在镇上的成长岁月。

　　小镇慢慢繁华，新街新楼一茬茬地起来，邮政所那条街日益偏僻冷清。我上大学后，只有放长假赶集时会遇到他。他已经退休了，不过暂时还在工作着，等新建的邮局投入使用，他就彻底退休了。他说现在手机多了，村里的人都不写信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外寄辣椒、腊肉。

　　后来我到北方工作，再没见过他。

　　只有一次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在镇上遇见了他。他说他在《读者》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原来的小丫头现在真是变成作家了。我妈说，老爷子替你高兴起来的那劲儿，和你外公还真像，末了又问，你们怎么那么熟的。

　　是啊，她不知道我们有一段屋檐下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