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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翁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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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14 21:51:0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李敖的代表作《北京法源寺》中,主角譚嗣同以身殉道、康有为忧国忧民、光绪帝放手一搏的故事,让人读罢感慨万千。

  除了主角,配角之一的帝师翁同龢的形象也很感人——他不顾顽固派的阻挠,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招致忌恨,由此被慈禧太后罢黜。当他离开紫禁城时,与光绪帝师徒二人,依依不舍。他为变法维新搭了栈道,当别人走向前,他自己却成了垫脚石。书中这一幕感人至深,仿佛翁同龢受了天大的委屈。

  然而,小说中形象高大的翁同龢,跟历史中的翁同龢判若两人。真正的他是朝廷重臣,两朝帝师,在学问上更是举世公认的大师,但他爱惜羽毛,不敢担当。

  主战的真实动机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展开黄海海战,北洋水师遭受重创,大清败局难以扭转。慈禧太后召见翁同龢,要他去天津与李鸿章一起商讨,可否请沙俄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并保住朝鲜这个藩属国。

  为什么要派翁同龢?因为翁同龢并不是只有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这一个身份,他还曾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大臣,可以说是大权在握。环顾整个朝廷,只有他能与李鸿章平分秋色,甚至更胜一筹。

  但翁同龢拒绝接受这个任务,他说:“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始未与闻,乞别遣。”慈禧说,那咱就不提联俄的事情了,你去天津责问一下李鸿章为何打了败仗吧。翁同龢这才勉强答应去天津,但还是嘟囔着什么“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

  此时,日本陆军已经占领平壤,辽东岌岌可危。若辽东沦陷,日本下一步很可能会从海陆二路夹击京城。值此国难之时,翁同龢最先考虑的居然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声名,而不是如何维护国家的利益,实在是令人齿冷。

  翁同龢从天津回到北京后,向慈禧详述与李鸿章见面的情形,并声称请俄国出面调停的事情,“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这算是把所有谈和的担子都推到李鸿章身上,自己落得一身轻松。

  在此之前,1894年7月底,日本偷袭大清运兵船的消息传到北京,翁同龢强烈主战。作为老师,他的态度左右了光绪帝的决策,促使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对日宣战。但是,翁同龢主战的动机却与光绪帝完全不一样,光绪帝主战,是为了保家卫国;翁同龢主战,却是想借此机会整一整李鸿章。

  翁同龢极力主战,李鸿章极力主和,二人闹得不可开交。翁同龢的门生,同时也是李鸿章部属的王伯恭想调和二人的关系,便去劝翁同龢不要轻易主战,谁知翁同龢笑话他书生胆小。王伯恭说:“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翁同龢回答:“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也就是说,翁同龢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存亡,而是要借中日战争检验北洋军力的成色。如果淮系陆军和北洋水师仗打得不好,那么他正好可以找到借口对其整肃,打击李鸿章。

  平心而论,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已经急不可耐地要发动侵略战争,不管大清这边的决策是止戈还是动武,双方都不可避免要大打一场。战争发动的主动权在日本,不在大清,所以翁同龢不应该因为“主战”而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

  另外,翁同龢并不是因为跟李鸿章有私怨而处处掣肘北洋水师。事实上,作为只懂“四书五经”的传统知识分子,翁同龢主管户部,面对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情况,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节流,而不是开源。但是节流又不能节省老佛爷修园子的钱,结果就只能在军费上省钱。实际上,他停止的不仅是北洋水师购买洋枪、炮弹、舰船、机器的经费,还有南洋水师的军费。他跟李鸿章的不和,其实很大原因是二人的政见不同,私怨只是掺杂其中。

  但是,翁同龢确实把国家大事当成自己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在主战时既没有想过北洋水师官兵的身家性命,也没有想过宗庙社稷的安危。一个朝廷股肱之臣竟拥有这样的心理,试问,清朝的国事怎能不败坏?

  推卸和谈责任

  面对日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只得选择和谈。翁同龢当然知道负责和谈的人会招致举世唾骂,甚至可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他选择避开这个任务,推李鸿章出面去收拾烂摊子。

  春帆楼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对李鸿章狮子大开口,仅赔款一项,就要白银3亿两。谈判期间,由于李鸿章被日本青年刺伤,头破血流,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日本政府这才同意减少赔款一亿两。

  另一边,紫禁城里的翁同龢与李鸿藻力争修改约稿,对光绪帝声称:“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这完全是无用的话,谁都知道割地的危害,光绪帝自己知道“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他不需要这种故作高明的建议,他需要的是一个如何能够不割地的良法,但是翁同龢等人显然对此束手无策。

  李鸿章心里很清楚,一旦在《马关条约》上签下名字,自己将遗臭万年,所以后来他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就国家利益的得失而言,大清输得惨不忍睹,但是从打击政敌的成果来看,翁同龢大获全胜。李鸿章不但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要职,还丧失了一世英名,从此门庭冷落。而翁同龢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后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依然是中枢重臣。虽然他也自责,说自己“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

  讽刺的是,在总理衙门大臣的任上,他并没能保住自己的英名。当德国强占胶州湾,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时,翁同龢还想把签字的任务推给别人。但现在他是总理衙门的一把手啊,他不签谁签?光绪帝命令他必须签。条约签完之后,翁同龢痛苦万分:“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这个时候,他想的依旧是自己将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的问题。

  诚然,李鸿章的个人缺陷也很明显,他一手打造的淮系军队有着强烈的私家军队的色彩,而这一点恰恰是翁同龢等清流派官员所无法容忍的。但是,李鸿章好歹愿意做这个帝国的“裱糊匠”,为此不惜搭上自己的名节;翁同龢则相差太远,翁同龢可以引经据典、义正词严,但受格局和眼界所限,他面对政治难题时一筹莫展。当社稷处在危难之时,他又太爱惜羽毛,只会推卸责任,龟缩幕后,将自己保护起来。作为一个股肱之臣,他这种没有担当的作为,真的是连“裱糊匠”都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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