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场上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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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49年参军前，就读于国立中山大学附中（今广东实验中学）的张义生就无数次听过“大师姐”陈铁军的故事。那是一段壮烈、热血又浪漫的革命爱情。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出生于广东佛山的一户归侨商家。15岁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她立下革命救国的志愿；16岁时，为了给当地富商家冲喜，她被父母指婚，嫁给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到了18岁时，为挣脱家庭的桎梏、寻求心中的真理，陈铁军变卖首饰和衣物，独自奔赴革命中心广州。1924年，陈铁军考入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并在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不久，陈铁军接到重要任务：解救被国民党抓捕的周文雍。周文雍是广东工人赤卫队总指挥，也是广州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陈铁军以其妻子的身份探监，送去大量红辣椒炒饭，嘱咐他吃完，而且千万不能喝水。很快，周文雍全身發烫，上吐下泻，有了得传染病的迹象，国民党只能将他移至医院。随后，党组织成功将周文雍救出，周文雍、陈铁军二人继续假扮夫妻进行地下工作。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周文雍领导的工人赤卫队配合教导团攻占国民党广州公安局。3天后，由于实力悬殊，广州起义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转移至香港。在外，他们是恩爱夫妻；在家，他们是有共同信仰的同志。每次家中一有异动，陈铁军就会将阳台上的花搬开，以警示周文雍先不要回家。在相互扶持中，二人渐生情愫，但因为事业不能谈及儿女私情。

　　1928年1月，为重建广州市委组织，周文雍、陈铁军冒险北上，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遭受酷刑，始终不屈，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写下：“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就义前，周文雍要求与陈铁军合影，二人在最后一刻才相互表明心迹，“周文雍将围颈之巾转绕其妻颈上，并与之握手；其妻则手持周颈部之绳，使勿缚急”。

　　就义时，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

　　这场绝恋令无数共产党人动容，周恩来与邓颖超悲痛落泪。周文雍是周恩来在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时的旧部，陈铁军更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帮助因难产而住院的邓颖超死里逃生。因此，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总理夫妇仍常常怀念周文雍和陈铁军。1962年2月，周恩来在紫光阁接见一批剧作家，动情地讲述了“刑场上的婚礼”，号召作家将它写成剧本。也是当时，身处文工团的张义生得知总理的这番讲话后，开启了长达15年的取材、创作之路，并申请从北京调回广州。

　　15年中，张义生走访众多参与过广州起义的革命前辈，搜集了周文雍、陈铁军的不少书信，一遍遍打磨着作品。1977年，张义生突然收到了邓颖超的来信：“把陈铁军烈士的事写成剧本是总理的生前愿望，这回得我来帮他还愿了。”张义生将剧本寄给邓颖超，很快得到了回应。反馈意见中，邓颖超又提供了多条线索，张义生决定再度南下。

　　回京后，张义生又收到了徐向前元帅的接见通知。在广州起义中，徐向前担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是周文雍的下属。徐向前向张义生回忆起义的点点滴滴：周文雍带领的赤卫队队员穿什么、吃什么，陈铁军如何假扮卖菜妇女给队员送枪和手榴弹，起义失败后他们又如何转移……一同被接见的还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蔡元元和广布道尔基两位导演。前者曾在电影《鸡毛信》中饰演海娃，后者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蒙古族导演。3个人就此组建起了电影的编导团队。

　　还有一位参与了广州起义的元帅对剧本编写格外关注，那便是聂荣臻。他曾4次接见创作团队，不厌其烦地讲述老战友的故事。聂荣臻和周文雍在起义中建立了深厚友情，后又共同负责赴港革命者的安置工作。周文雍受命回广州继续革命时，聂荣臻向组织表达了强烈反对：“周文雍在广州很有名，回去很危险。”但周文雍自知广州有未竟的事业，毅然离开香港。离港前夜，聂荣臻和周文雍彻夜长谈，没想到那就是诀别。聂荣臻说：“文雍与陈铁军在刑场就义，香港报纸刊登了他们的合影，我非常难过，就把报纸剪下来揣在身上，直到红军长征时天天打仗才丢失。”

　　那时，张义生不知如何塑造英雄的爱情故事。聂荣臻一锤定音：“你们不要怕犯错误，胆子要大些。”

　　1979年夏天，带着万千期待，《刑场上的婚礼》在广州开拍。电影详细反映了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日常生活，既有革命中的激情和惊险，也不乏二人从假扮夫妻到真情流露的细节。广州起义的前一夜，他们站在窗前，谈论着对未来的向往、对革命的坚定，也谈论着各自心目中爱情的模样。这些与早年革命电影不太一样的“柔情”，反而使观众受到了更大的触动。影片最后，刑场上的周文雍和陈铁军站在象征英雄和爱情的木棉花树下，向群众宣布结婚。陈铁军的台词催人泪下：“当我们就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在如今年轻人聚集的B站（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刑场上的婚礼》仍有上百条弹幕，当周文雍和陈铁军就义的画面出现时，有网友写下：“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40多年前，张义生问聂荣臻：“为什么总理、元帅对这个剧本如此在意？”聂荣臻说：“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让青年人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爱情！”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