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记录西餐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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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在推行后的第六个年头终于收获了第一项成果——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首批10名学生毕业了。

　　在这10个人里，有个运气向来不错的东北小伙，叫张德彝，这一年他才19岁。

　　之所以说他运气不错，一是他在尚未弱冠之年即幸运地成为被国家器重的高材生；二是在翻过年去的1867年，清政府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赴欧旅游观光团，而在这批团员的名单里，张德彝赫然在列，他又幸运地被国家挑中，顺理成章地成了史无前例进行“欧洲十国游”的中国“驴友”。

　　旅游团先是搭乘英国轮船“行如飞”号从天津出发去上海。船上的一切对于张德彝来说，都是见所未见甚至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比如抽水马桶，比如24小时热水，还有自来水……

　　不过，真正让他终生难忘的，恐怕还得是每天的那几顿饭：先是在英国轮船上“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先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面包、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还有牛油、脊髓、黄薯、白饭等物”。

　　后来在上海换上了法国远洋轮“拉不当内”号奔赴欧洲，吃的就更加丰富，也更讲究：“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盘一，白布……菜皆盛以大银盘，挨坐传送。刀叉与盘，每饭屡易”“菜有烧鸡、烤鸭、鹌鹑、白煮鸡鱼、烧烙牛羊、鸽子、火鸡、野猫、铁雀、鸡卵、姜黄煮牛肉、芥末醋抹马齿苋、粗龙须菜、大山药豆”，晚饭则“唯先牛肉汤一盘，或羊髓菜丝汤，亦有牛舌、火腿等物”“末食果品、加非”……

　　在现在的我们看来，船上的餐食顿顿丰盛，很不错啊。

　　不过，这一切对于头一次出境游的小张而言，却着实成了不堪回首的噩梦——按他的话就是，这些饭实在太难吃了。牛羊肉都切大块，熟的又黑又焦，生的又腥又硬；鸡鸭不煮而是用烤，鱼虾又辣又酸；洋酒也难喝得要死，不但酸而且涩，必须兑点儿水才能咽得下去。如此这般，就直接导致了他的肠胃反应是“一嗅即吐”，甚至一听到吃饭的铃声都能大吐不止。

　　以上种种，皆出自张德彝在回国后将“吐槽”日记集结成册的《航海述奇》。虽然吃得相当不合胃口，但让他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正是他的这些细琐甚至絮叨的“吐槽”，居然在多年后将他塑造成了一位光彩熠熠的历史人物——他，张德彝，成了史上公认的用文字记录下西餐的中国第一人。

　　或许有些人注意到了，在小张的日记中，出现了“加非”这词，而在其文字中，与之相伴相随出现的还有一个“炒扣来”。如果第一眼没看明白，那么念两遍怎么也能知道了吧？没错，时年19岁的小张完成了中国史上最早、最原始的对于coffee（咖啡）和chocolate（巧克力）的音译。

　　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引进西方标点符号的人，第一个记载西方避孕套的人，第一个钻进埃及金字塔的人，第一个将美国总统官邸译为“白宫”的人……张德彝是公认的“用文字记录下西餐的中国第一人”，之所以强调“公认”，是因为在他之前，的确还有一位名为罗永的广州人在1831年的一封写给北京亲戚的信中，详细记录了他当时参与的一顿西餐饭局。

　　在信中，他伊始便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对他们烹饪术的毫无长进不得不表示惊讶，他们在这方面还原始得很。”他告诉朋友：他们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种流质的，按他们的话叫作“苏坡”的汤。鱼肉都是生吃的，其他的肉也烧得半生不熟，然后要用剑一样的工具把肉一片片切下来。

　　然后这位罗先生还给亲戚介绍了两种我们今天常见的食物：“然后是一种绿白色的物质，有一股浓烈的气味。他们告诉我，这是一种酸水牛奶的混合物，放在阳光下曝晒，直到长满了虫子；颜色越绿则滋味越浓，吃起来也更滋补。这东西叫乳酪，用来就着一种浑浑的红色的液体吃，这种液体会冒着泡漫出杯子来，弄脏人的衣服，其名称叫作啤酒。”是的，在他的笔下，这两种食物根本就是太恶心了！

　　作为这次饭局的做东人之一，美国人威廉·亨特在机缘巧合之下见到了这封信，看过之后忍俊不禁，然后就把信抄了下来并翻译成英文，收录进了自己的《旧中国杂记》。至于这位罗永“记录西餐第一人”的身份为何未被公认，原因想来也简单：真正完成记录的是威廉·亨特，一个美国人，而罗先生的那封信的原件早没了。而且，在《旧中国杂记》中，前后出现过多次史实性错误，所以，谁知道这段看似有趣的“历史”是不是亨特自己编的段子呢。

　　除了罗永，本来有望但未被最终公认为“中国记录西餐第一人”的还有一位——中国史上著名的大吃主儿袁枚。

　　没错，就是写《随园食单》的那位，而且他所记录的“西餐”也正是收录在他的那本“吃货界名著”当中。

　　如果你手头正好有一本，可以翻到“点心单”，其中就有一款“杨中丞西洋饼”：“用鸡蛋清和飞面作稠水，放碗中。打铜夹剪一把，头上作饼形，如蝶大，上下两面，铜合缝处不到一分。生烈火烘铜夹，一糊一夹一熯，顷刻成饼。白如雪，明如绵纸。微加冰糖、松仁屑子。”

　　有人猜测，袁枚描述的“杨中丞西洋饼”就是我们现在的蝴蝶酥。

　　对于此说，汪朗先生在其《“洋饭”东渐几多年》一文中的评价是：“此说多少还有点儿靠谱。”并给出了一定的推断：明末清初，来自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望在朝廷中身居高位。汤大人既然混进了官场，为了和同僚搞好关系，做上两块“西洋饼”请各位大人尝尝鲜非常正常。而“西洋饼”的制作方法后来流传到某位杨姓大人手中，并被到其家蹭饭的袁枚拿到后公开发表，那也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