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康熙皇帝说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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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康熙皇帝无疑是屏幕上最重要的角色。人们熟悉的康熙皇帝，完全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帝王形象，却根本想不到，真实的康熙讲话很可能同赵本山一样，是一个操东北口音的皇帝，估计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中国方言众多，如果用方言交流，跟“鸡同鸭讲”差不多。以前国家又没有推广普通话，怎么办？不急。以前虽然没有普通话，却有全国通用的官话。政府官员一般都讲官话。只是古代通讯交通均不发达，也没有广播电视，人们很少有学习通用语言的渠道，因此，各地方言的存在异常顽固，口音也非常浓重。所谓的“十里不同音”即是如此，翻过一座山可能彼此说话都无法听懂。方言口音各异，便导致各种沟通交流的不便，还会闹出诸多误会，甚至会影响到升学当官。

　　柳宗元讲话要靠翻译

　　自古以来，中国官场便有一种不得在籍贯、出生地为官的规定。此种规定也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古代官员与当地百姓常常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广西柳州做刺史时，对此就颇有感叹。他在《柳州峒氓》中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他在柳州时，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打交道，以致“愁向公庭问重译”，重译即翻译，柳宗元为了正常开展工作，不得不在办公室内设立翻译一职。

　　不仅柳宗元无法听懂当地方言，当地人也听不懂柳宗元讲话。柳宗元到了柳州，就如同身处异国他乡，如果没有翻译，根本无法与当地人对话，有些事情用手比画也说不清。说话用翻译，效率便大减。有时柳宗元审个案子，正常用一个时辰，用了翻译后，得审一天，柳宗元别提多郁闷了。

　　说起来，柳宗元的老家本是山西运城，而他本人则是出生在京城长安，并长期在长安学习、工作。可以看出，柳宗元既懂山西话，又会当时的官话（相当于普通话）。按说，柳宗元的普通话应该很标准，顶多有些山西口音而已。但广西那时属烟瘴之地，极其封闭落后，很多少数民族连汉字都不认识，语言不通，用文字也无法沟通，搞得柳宗元常常抓耳挠腮，以头撞墙。

　　康熙不说北京话

　　清军入关十年后，康熙在北京出生，此时康熙的周围，也就是宫廷内都是说满语的。这些人全部是从辽宁迁移过来的，虽然满语不完全等同于东北话，但相似度非常高。而北京话在此时还没有真正形成，或是还没有真正产生影响力。可以想象，康熙的东北口音绝对比张学良还浓重。

　　康熙的祖籍在如今辽宁省新宾县，这个地方属于抚顺，距离赵本山的老家铁岭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康熙的口音不一定与赵本山相同，但相似度至少会在一半以上。从康熙批阅的奏折上也可看出一二。如“专治疟疾……连吃两服，可以出根”。这其中，“可以出根”实为“可以除根”，而东北话讲“除”就是第二声的“出”。还有，比如“解京又费一凡事，不如存库……”，这其中“费一凡事”，实为“费一番事”，用东北话讲“番”正是第二声的“凡”。

　　后来，随着满汉语言的快速融合，以及汉臣的大幅增加，此时在民间形成的北京话才慢慢成为宫廷中的主要语言。但康熙年事已高，毕竟又是皇帝，不可能再学北京话。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最经典的一个情节就是康熙晚年训斥大臣，如果康熙满口东北话指点江山，想起来是不是很搞笑？

　　曾国藩让人很郁闷

　　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对大清国的贡献可谓杠杠的。无论是谋略、学问，还是治军，或是做人，曾国藩都堪称“杰出典范”。但老曾的湖南口音过于浓重，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尤其是他的弟子部下，领导的讲话听不清，又不敢多问，但不搞懂又恐办事有误，麻烦更大，搞得下属备受煎熬。

　　李鸿章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弟子，有时二人也无话不谈，或是一同说笑。谈话间，老曾说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鸿章大惊，“卵味”？这不是下流的语言吗？老师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李鸿章不明白，大胆求解，老曾哈哈大笑。原来，“冒得卵味”是湘乡话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没意思”。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湘乡话在中国方言里极其难懂，甚至难过潮汕话和闽南话。他一直到23岁都没离开过湖南，可见他的口音会有多么重。吃辣椒的饮食习惯也造就了曾国藩敢言的性格。洪秀全起事后，曾国藩大胆上书咸丰皇帝，对年轻的咸丰帝不是批评就是抨击。为了达到情真意切的效果，老曾不仅写奏折，还要在上朝时说给咸丰听。这是诚心不给皇帝面子嘛。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曾国藩也不管皇帝爱听不爱听，对着咸丰就是一顿猛批。老曾太激动，语速有点快，平时听惯北京话的咸丰很不习惯，要不断叫停，因为根本听不懂这个湖南蛮子在说什么。满朝文武想笑又不敢笑。曾国藩没办法，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说给咸丰听。结果，咸丰听懂了，也怒了，大声斥责曾国藩狂悖，非要军机处给老曾治罪。要不是大臣拦着，老曾脑袋非搬家不可。

　　康梁事业很吃亏

　　民间有句话，说，“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在调侃之余，也确实道出了广东人普通话水平差的现实。清末有两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广东老乡普通话也都不咋的，可谓半斤八两，两人在事业发展上也吃过普通话不好的亏。

　　雍正年间，清政府开始向全国推广“正音书馆”，尤其是在福建、广东地区，要重点推广北京官话，也就是所谓的“普通话”。不会说普通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如果康梁二人生在此时，想必普通话水平还是没有问题的。但康梁恰恰生于晚清，此时以北京官话正音的问题早已被荒废。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都是珠三角地区，两地直线距离只有七八十公里。两人既是老乡，又是师徒，还是政治同盟，平时两人交流，用粤语酣畅淋漓。但二人走南闯北，传播先进思想，只能自学普通话，他们的“广味普通话”也是一大鲜明特色。

　　最麻烦的是见皇帝。康有为到处讲，说光绪接见自己时，两人会谈了很久。这说法连《清史稿》都被忽悠了。不过，当时的刑部主事张元济又另有说法。他说，当时各大臣在外等候皇帝接见，康有为与荣禄大谈变法，荣禄听着直皱眉头，有些话根本听不懂。光绪单独接见大臣，其他人都有很长时间，唯独接见康有为，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到底谈了什么，别人无从知道，但光绪后来还接见了梁启超，完全可以做个参照。

　　梁启超见到光绪，也是推销自己的变法，但无奈光绪听着很费劲，只因梁启超说话发音严重不准，如将“考”说成“好”，将“高”说成“古”。有时梁启超讲一句，光绪还要问一句，甚至梁启超还要用手比画，或者还要用翻译。这情景，光绪的兴致早没了。但凡被皇帝接见后，按说都要赏个四品官，而梁启超只得到个六品顶戴。

　　可见，变法也要学好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