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没有单纯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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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一世，需要吃饭、穿衣、住房、乘车、赡老养幼，有得失之心本很正常。然而，除了适度的得失之心，也得有“分润之心”，也就是有能力時，我们必须懂得分利给别人。

　　曾国藩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这个大家庭以祖父母为核心，包括曾国藩的父母、叔父母与其弟弟、弟媳、侄儿、侄女。曾家的经济来源除了土地上的收入，就是曾国藩不定期地从北京捎回的白银。这些白银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上千两。在曾国藩看来，一个家庭要和睦，那些有能力支撑家庭的人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去除利己心。其次，他给母亲寄了五两银子的零花钱，马上觉得有点不对，因为没有给叔母零花钱，于是嘱咐家中的弟弟给叔母也送上一份。并且立下规矩：以后自己每年给母亲、叔母零花钱各四千文，给每个弟妇各两千文。曾国藩从来没觉得一大家子人生活靠他一个人供养有何不公平。其实，曾国藩当时寄给家里的钱，除了少数的几次，一般都是在京城借的。

　　除了无私供养大家庭之外，他也非常关心远房亲属与亲戚。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做了一次四川乡试主考，得到了当地官员赠予的4700多两银子的收入。在当时，这种收入的礼金和朝廷所给的路费，大约可获得6000两银子的收入。在当时，这种收入被视为合法，朝廷不予追究。回京后，曾国藩寄給家里1000两银子，嘱咐家里将其中400两银子分赠亲族、亲戚。在曾国藩家书里，分赠亲族、亲戚银两的叮嘱比比皆是。

　　当曾国藩的官做得更大些，入了阁学、当了礼部侍郎，他开始思考如何扩大“分润”利益的范围。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他曾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曾氏从衡阳迁居湖南双峰荷叶塘的第一代祖先）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湘乡第二十四都）贫民”。此事虽然因为经济原因没有办成，但曾国藩的悲悯之心苍天可鉴。咸丰元年，曾国藩写信给几个弟弟，希望家里捐出二十石稻谷，并且劝附近的富家也捐出一些谷建立社仓。夏时借给贫户，秋冬月收还，利息一分，即一石多还一斗。曾国藩希望将这个社仓做成数百石的规模，他觉得有了这样的社仓，境内便可无饥民。社仓虽然要收利息，但贫民其实是合算的，因为清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夏粮价格常常是秋冬季的两三倍，何况，收取的利息也是用于今后的救济，曾氏一家并不借此获取任何收益。

　　曾国藩是以书生入仕的，浑身渗透着传统文化的味道。他坚信“盈满则亏”，觉得聪明不可以用尽，福不可享尽。因此有了利益，自己得一份，也要给周围的人一份。

　　曾国藩非常爱自己的儿女，因为爱，他希望他们人人上进、个个有出息，而不是依靠他这个当父亲的口袋里这一点钱。“分润于人”，其实就是要逼着儿子们日后主动去自立。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他在致弟弟的一封信里说：“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孳，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曾氏后人之所以代代自强不息，与他的这种财富观是直接相关的。

　　人不是一个孤岛，他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别人有了困难，我们出手相助，可能大家都不再困难；别人遇了危境，我们坐视不管，下次我们遇到同样的情况，也不会有人救援，所谓“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善待大家庭成员与亲族、亲戚、周围的人，也是源于悲悯心。

　　事实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单纯的得失。有的事你看似得了，其实已经失掉；有的事你看似失了，却有意想不到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