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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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陈年喜开始为人所知。当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部名为《我的诗篇》的纪录片感动了很多人，它讲述的是中国6位工人诗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诗作。

　　陈年喜是片中的6位主人公之一，人们叫他“矿工诗人”。在《我的诗篇》拍摄之前，陈年喜已经写了20多年诗。尽管他的生活一直那么粗粝，看起来离诗意有万里之远。

　　陈年喜的家乡位于“秦尾楚首”的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曾经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那里山奇水险，常年遭遇洪灾，路年年修，年年被河水冲毁，此消彼长，山高沟狭。男人们只能外出打工，多半去了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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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22岁的陈年喜在《陕西日报》发表了《四月》和《商州》两首诗歌，之后3年里，他写了四五百首诗歌，发表了100多首。

　　这当然让人欢喜振奋，但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陈年喜也一天比一天清醒地意识到，靠这个不能吃饭。

　　1998年正月，结婚还不到20天的陈年喜第一次启程去矿山。新婚时，他给妻子明霞写诗：“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2014年，秦晓宇为陈年喜拍摄《我的诗篇》，在那张压在结婚相框一角、已为雨水漫漶的日历上，看到了这首诗，当他读到“爱人啊，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时，几乎失控。

　　200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陈年喜又一次告别妻儿，开始了他的矿工生活。他说：“自此，我开始了与雷管、炸药、机器、死神纠缠的生活。”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所有有金属矿产的山野。这一辗转就是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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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它坚硬铉黑/有风镐的锐角/石头碰一碰就会流血。

　　2016年，陈年喜随《我的诗篇》剧组来到纽约，在这个繁华喧嚣的大都市里，他说，我不认识什么人，但是我认识它们——窗子上的合金、空调里的铜、建筑物里的钢，还有那些金银饰品。我们使用金属，享用金属，而陈年喜和他的兄弟知道它们的来处和故事。

　　他们所在的矿井，“高不过一米八，宽不过一米五，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空釆场，像一座巨大的迷宫”。

　　在几千米深的地下，温度达到近50℃，工人们一丝不挂，一个班下来要喝掉10公斤凉水。自始至终，他们身上，都大汗如水泼。

　　后来他改做巷道爆破，在洞穴深处打眼放炮、炸裂岩石。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与雷管、炸药整日纠缠在一起。“16年里，”他说，“其实我干得最好的工作是打炮眼，这是要有灵性的。”16年间，经他手使用的炸药雷管大概要用火车皮来计算。16年里，垮塌、透水、撲向人的机器、松动的碎石，让死亡与他如影随形。

　　他也多次和死亡擦肩而过。他被爆破后的浓烟熏晕过几次：“人昏过去以后，要立即被抬出去放在渣坡上吹风，即便是冬天，也得剥掉上衣，或泼一盆冷水——如果没被及时发现，不是死了就成了植物人。”

　　不只是死亡的威胁。陈年喜说矿山的生活“非常非常寂寞”，有时“只能靠对面山尖上的雪线高低来分辨气候的变化”，“我们每天/打眼、装药、爆破、吃饭、睡觉/感觉活得没一点意思/每3天一顿的红烧肉和每天一次的爆破声/就成了我们生活最大的意思”。

　　工友们闲下来的时候打牌，喝廉价的酒。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看书，凡是有字的都看，墙上糊着的报纸，看完了正面，用水淋湿了，再小心翼翼地揭下来看背面。

　　他写诗，没有网络的时代，在纸片、烟盒上写，在睡觉垫的空炸药箱上写。走的时候卷起铺盖，下面是满满一床的诗。

　　他写工友，36岁的副手牛二：“最终以两根手指一条肋骨的代价/换得母亲八年的残喘/弟弟十年的举人梦”。

　　他写给儿子：“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又怕你真的看清。”

　　他写四处流离的痛楚：“爱人，我又要走了/空空的家将只剩下你一个人……十五年，我像一枚忙乱的秒针/走过大地的十二道方向/走过天堂走过地狱的重门/始终，走不出一条叫丹江的流水。”

　　他写茫然的命运：“而一群背着编织袋的流徙者/与温榆河上的浮物一样/并不知道将流向哪里。”

　　在诗里，有意或无意地，他很多次写到大雪：茫茫的脆弱的雪，“人就像雪一样渺小，在自然当中不堪一击，很容易被融化，很容易被弄脏，和我们这个群体相通。”

　　他说：“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多的人，甚至是打工者的亲友妻儿，对工人的劳动、生活、种种处境，都茫然不知，这其实是一种无限隔膜的状况。代与代之间、命运与命运之间竟是那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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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是，在目睹了那么多死亡后，他还活着，基本健全。是的，基本，在16年无数次的轰鸣巨响中，他的耳朵已近失聪，除了睡觉，其他时候尖锐的嗡鸣声阻断了所有声音。医生说，当这些噪音消失时，人就彻底聋了。

　　一同磨损的还有在阴潮低矮矿洞里低伏的颈椎。2016年，他做了那个“再不做就要瘫痪、做失败了也会瘫痪”的手术，3块金属被植入他颈椎第4、5、6节处，这精巧的部件，据说是美国生产的。手术成功了，那一天他号啕大哭。陈年喜在给儿子写诗

　　后来他跟着《我的诗篇》剧组到了美国，他说，很有可能，这3块金属就是经由我的爆破而得见天日的矿石，被拿到遥远的美国，变成了医疗用品，再远渡重洋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他说，那些我和我的工友兄弟用汗与泪换来的金属，建造了北京和上海，也建造了波士顿和纽约。现在我又带着它们来到美国。

　　他在纽约大学的演讲中说道：“我们这些低微的骨头，在中国，在越南，在土耳其，在巴西，一根根杵着，像金属一样沉默。毕竟这个世界有70亿人，但能够发出声音被人听到的少之又少。”

　　他的诗篇和这些声音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首先要感谢秦晓宇和吴晓波。

　　2012年，秦晓宇、杨炼等诗人设立了一个网络诗歌奖。在井喷一样的投稿中，他们发现了“陈年喜们”的诗作。这些朴实真挚，用生命和血汗、苦难和叹息、无望和希望凝成的诗篇深深打动了他们。

　　他们开始关注这些人，继而发现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隐秘事实：在当今中国，起码有1万名地下工人诗人，在生产线、建筑工地、矿井和石油工地上默默劳作，同时也在默默地用诗句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尽可能地将这些诗编辑发表，称这是“陈年喜们”为命运同路人立言，为历史做证词。

　　一个偶然的时机，吴晓波也读到了这些诗，他感慨：“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走进过数以百计的车间，陪同我的一律是董事长、总裁或地方行政长官。当我从那一条条生产线上快速走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些背对着我的、默默工作着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情绪，他们又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命运。”

　　不是矿产资源大国的中国，在十几年里，一跃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基础材料生产地，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泪水，而它们如暗夜中的风尘，倏忽而逝。

　　吴晓波立马联系到秦晓宇，请他主编一本当代工人诗典；他的纪录片导演朋友吴飞跃则主动请缨，拍摄一部反映工人诗人的纪录电影。

　　然而，在2015年那个灯光迷醉、尖叫声四起的电影之夜，《我的诗篇》被誉为最厚重、最有内涵的一部影片，却也是最没有娱乐精神的一部冷门片。

　　走红地毯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煎熬人的事。摄像机对着他们象征性地举起，然后快速地放下，高潮、尖叫声属于闪耀的明星。

　　这样的冷遇让秦晓宇和吴晓波心有不甘。吴晓波决定在吴晓波频道的年终秀上，评选“桂冠工人诗人”。

　　2016年12月30日晚，“遇见2017：吴晓波频道年终秀”在上海证大喜马拉雅艺术中心大观舞台举办。那晚，著名诗人杨炼专程从柏林飞回来。著名艺术家王钟设计了奖杯——诗歌之矛。

　　陈年喜站在台上，厚重如岩，他的获奖感言很简洁：“我知道，这个诗歌奖，不仅是颁给我的，也是颁给那些逝者和生者，颁给劳动、创造和生活的意义。我会继续写下去，努力让自己的写作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我的诗篇》拍摄现场

　　《我的诗篇》主创人员渴望那些饱经人间冷暖的故事和撼动人心的诗篇，能够被更多人看见。他们一家又一家地去找发行公司，希望影片能够公映，可对方常常不听他们说完就掉头而去。

　　他们艰难地发起众筹观影。2017年1月13日，经过1349位众筹发起人和无数朋友的热心推动，《我的诗篇》终于迎来全国公映。

　　很多人看哭了，也有很多人觉得太压抑，看不下去。“我们不是让你来感受压抑的，只是想告诉你，在这片土地上，阳光并没有公平地照在每个人身上，当我们轻易地说出要追求诗和远方，追求诗意世界的时候，不妨先想想他们，然后珍惜生命，好好生活。”

　　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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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播出后，陈年喜的人生有了很大改变：他的诗在博客上被发现；他受邀参加了北京皮村的工人诗歌朗诵会，获得“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奖”；他上了电视真人秀，在节目里写歌词；他作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入围了各种电影节，他跟随摄制组出国，登上帝国大厦，在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演讲……

　　四壁喧嚣中，他也常常感到茫然。有的时候，人类的悲欣可以相通，但更多的时候，那种切肤的痛，心中的轮转，不过是自说自话，越说越孤单难堪。

　　他说人们喜欢的不过是开在苦难之上的文学之花。

　　陈年喜在北京度过了一段迷茫的时日。后来在一个活动中认识了诗人树才，他问树才：“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工作？门卫也行。”

　　“哪能做门卫？你是文化人，还得吃文字这碗饭。”树才给他介绍了工作，去贵州某景区写文案，工资一个月4000元，管吃管住。

　　陈年喜在贵州一待就是3年。虽然一篇又一篇的业务文稿让他日益枯槁，但他还是计划一直做下去，至少做到孩子大学毕业——出于身体原因，自己已不大可能做别的。这样平平稳稳的，再加上些稿费，也挺好。

　　然而，就像王国维所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2020年，他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咳嗽，一天比一天严重。在此之前的2013年和2016年，他有过两场相似的咳嗽，但都在九死一生时奇迹般地自愈了。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雪没了，冬天还在。”

　　2020年3月23日，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丹凤县中医医院一张CT影像胶片，写下他半生的倒影，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一个残酷的事实：尘肺病。

　　他静静地坐了一个下午，沒有告诉妻儿。他说：“我知道，告诉他们也没有用。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生活的种种，他们茫然无知，像不谙世事的孩子。”

　　下午6点，他拿出手机，给相识6年的秦晓宇发了个微信，一个诊断证明的截图，并附言6个字：“刚才确诊尘肺。”

　　这是矿工们最常见的职业病，每天吸入大量粉尘，导致肺部纤维化，变成“石头肺”“金属肺”——这种病无法逆转，且会让人逐渐失去劳动力，而一旦发展到后期，人甚至连站着呼吸都是一种奢求。

　　他走出了矿山，但没能走出命运的轨迹。

　　陈年喜把护照压在抽屉最下层的格子里，年前，他还与在塔吉克斯坦苦盏州从事爆破的工友联系，那儿的工资高，他想重操旧业，再搏一把。

　　但是，也许这一生，再也用不到它了。他在一首诗里写下这样一句：“一个人的老，是一瞬间的事情。”

　　消息传出去后，人们捐款，抢购他的诗集，这一年，诗集《炸裂志》售出了近4万册，成为许多年轻人书架上的读本。

　　稿费一半用来买药，一半用来生活、给儿子交学费。

　　2020年9月，在创始人王克勤的邀请下，陈年喜成为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的驻会作家。他开始走访尘肺病人，写下他们的故事。

　　妻子劝他别再去了：“你经历了太多苦难，希望你不要再看到更多。”但他希望借用文字，让更多人关注这些被忽视的人群和声音。

　　陈年喜相信，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从没在任何作家笔下出现过。他说代沟代代有，而至深处的悲欣大多相通，它也将成为一个人继续写作下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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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年喜发声的意义是什么？或许是提醒我们看见一些平日未见的事物。如他所说：“在艰硬的日子里，这些无名者也有自己的划痕。当浮云远去，后来者能从其中看到这个无限遮蔽的迷幻世界的一鳞半爪。”

　　或许是，他提醒我们要记得。如他所说：“我从中国3000年前的《诗经》以及流传至今的不朽诗歌里，看到文字背后的那个时代，看到那个时代的世道人心，那些悲苦和愿景。”

　　真正的诗歌是现实和心灵的《史记》。或许是，他提醒我们，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吴晓波曾几次写道：“很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

　　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向哪些人致敬呢？他说：“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