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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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哈萨克语、俄语、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样样精通，另外，作为旧时的医科毕业生，对拉丁文也有探究，因为所有的西药必须有拉丁文药名，当时他开处方都是用拉丁文。但唯一让他搞不懂的是汉语。他认为汉字笔画复杂繁多，读音奇异，还一音多字，听起来根本搞不明白究竟对应的是哪个字，其字义是什么。他又说，周总理说了，汉字将来要走拉丁化方向，我到那会儿再学汉语也来得及。

　　我到入学年龄时，父亲把我从爷爷奶奶那里接到城里，说要送我上学。他说，艾克达依（对我的昵称），哈萨克语你已经会讲了，用不着再为此去学。要上学，你就去学一种大的语言，只有掌握了大的语言才能和世界交流。我对他的这些说法懵懵懂懂，压根就没听明白，心里只是对离开爷爷奶奶进城这件事，一百个不情愿。

　　起初，父亲想让我学俄语。他说，俄罗斯的语言是伟大的，列宁的十月革命就发生在这里，二次大战是苏联人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柏林国会大厦，他们的卫星还上了天，了不起。于是，1961年的秋天，他把我带到了伊宁市斯大林学校报名，没想到人家说，你得是苏联公民或是苏联侨民才能录取。我父亲摇了摇头，说我们是中国公民，只好打道回府。到家了，他和母亲嘀咕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但结果我却是明白了，父亲仍执意要让我学一个大的语种，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去汉语学校报名。

　　父亲的汉语极差，他怕表达不清楚，便让母亲陪着我们一起去。母亲的汉语在今天看来也是有相当水平的，她没有正经八百地上过汉语学校，但有过一段特殊的学习汉语的经历。1952年到1953年间，17岁的母亲作为新疆牧区代表团代表，到内地访问一年多，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总理等老一辈领袖们的接见，还有幸和他们合过影。年轻的她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居然掌握了汉语口语，还学会了一些汉字。

　　报名那天，父亲母亲带着我来到了第十五小学，这是当年伊宁市仅有的几所汉语学校之一。学校里很安静，从当时来看，称得上校舍齐整、初具规模。在招生登记处那里，负责招生的人说，他们还没怎么招过少数民族学生，建议我们去少数民族学校报名。鉴于我父亲坚决的态度，他们说，那这样吧，起码得有一点汉语基础才行，不然没法与老师和同学沟通，于是决定对我进行简单的口试。两位校方的工作人员把我们一家三口带进一间办公室，他们指着公鸡的图片问我，这是什么。我并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是母亲在一旁给我作了翻译。我用哈萨克语答道：Khoraz（公鸡），心里不免有些厌烦，我对进城上学这件事本来就充满抵触，没想到考试居然是这等无聊，竟然拿着公鸡的图片让我指认。他们又提问了，母亲翻译过来说，他们让你用汉语从一数到十，这个我当然不会，我很无奈地望了望母亲。他们指着墙上的几幅照片问我那几位领袖都是谁，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位，说，毛主席。当时，校方两位就摇头，说这孩子没有一点汉语基础，没法收下。我的父母几乎是央求校方了，表示今天回去就教会孩子几句，明天再过来接受考试，校方两位总算同意了。于是，我对汉语的学习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回到家里，母亲就按那天校方的问题一一教我，从一数到十，教了一些常识性的名词，又让我认几位领袖像。第二天一大早，父母再次带着我去学校赶考。还是昨天那两位，他们又让我从一数到十，我的脑子忽然一片空白，努力想了想，才从一数到了五。“公鸡”、“国旗”也都说清楚了，奇怪的是领袖像我还是只说出了毛主席，其他几位依然想不起来，第一次接触汉名汉姓，让我觉得难度很大。工作人员似乎比昨天对我要满意一些，加上母亲一再表示以后她每天都会亲自教我汉语，父亲也向校方宣称他会跟着我一起学汉语，他们最后终于将我收下了。此后，我在班里过了3个月的“哑巴期”，只会用善意的眼神与同学们交流，之后才渐渐开口说汉语。

　　我的父亲果然从我入学开始自学汉语。他说，看来汉语走拉丁化方向的事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再难也罢，还是得学。他的汉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已经能对汉族学员班用汉语教授内科学了。而我一路走来，与汉语汉文终究结下了一生之缘。今天想起这件事，我依然为父亲的独到眼光而感到自豪。

　　在上五年级的时候，学校一位教数学的严老师来家访，他通知我的父母，六年级一毕业，就会将我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上学，让家里人有所准备，勉励我好好学习，不要辜负学校和组织的期望，同时要求我们一家暂且保密，不要透露出去。北京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近在眼前又十分遥远。从我母亲的描述中，我对北京有着亲近之感，小学的语文课文还有一课《北京的秋天》，北京秋日的蓝天、飞翔的鸽群、悦耳的鸽哨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从此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目的地，一个梦想，也成了一个由我约守的秘密。

　　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受到了冲击，学校停课闹革命，而此时我才刚刚升上六年级，北京的梦想看来就要这样破灭了。很多中学生开始“大串联”到北京去，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而我们还是小学生，作为“红小兵”不准参加串联，只好蜗居在家里。其间，伊宁市发生了激烈的两派武斗，父母怕我跟着卷进武斗，把我送到霍城县芦草沟公社乌拉斯台牧场爷爷奶奶那里放了一年羊。后来，当武斗平息下来，又把我接回城里，送到伊宁市墩麦里一位回族木匠那里，学了一年木匠手艺。

　　1969年8月的一天，我到第十五小学的校园转悠，居然从八中招生海报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才得知了我们将到八中上学的消息。这是一段奇特的经历，我放下手中的木工活儿，辞别刨花散发的淡淡的松香和新疆杨的苦涩清香，从小学六年级直接走入了八中初三的学堂。

　　那是一所古旧校舍，解放前，我的父亲正是在这里读的初中，当时还叫做Gimnazya，翻译过来，当是全日制中学之意。我居然也走进了这所校舍，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使然？伊宁市第八中学，即将成为我的母校，我的心头泛起了兴奋的微澜。

　　一切都是新鲜的。化学、物理、数学课程给我开启了一道认知世界的新门槛——原来物质世界竟然有着如此奇妙的变幻，禁不住令我心花怒放，思绪飞扬。当时我并不知道“知识就是力量”，但却感受到知识居然这般新鲜——水可以叫做氢二氧一，天天离不开它的食盐叫做氯化钠……凡此种种，让我有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这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思路的活跃，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其中也有啼笑皆非之事：教化学的刘盛民老师是陕西人，他把“氯”用浓重乡音念成“陋”，便给我留下了先入为主的记忆，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见到这个“氯”字，依然会本能地将它读为“陋”音。

　　当然，学校的教学准备又显得有些敷衍和仓促，我们的语文教材居然是8个样板戏剧本。我只记得一个形容词，那就是京剧《智取威虎山》背景描述中的“白雪皑皑”，还是刘盛民老师教的。他曾一度替代语文老师为我们上课。“老三篇”也成为我们的语文课文。总之，文科科目教学随意性极强，回想起来，似乎学到了什么，又记忆不深。

　　不久，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奇事件发生了，为了落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学校开始组织挖防空洞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再次被打乱。时间有如白驹过隙，使我很快就告别校园，走向上山下乡之路。尽管告别了母校，告别了同学们，开始了我新的人生起点，然而年少学习汉语的日子，至今仍是我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