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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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编剧马克·切利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他看电视，新闻里播出的是一个母亲亲手将自己的孩子溺毙的消息。当时马克正要感慨几句，没想到坐在他身旁的六十多岁的母亲突然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换了我，也会这么干。”马克当时非常震惊，他从没想过平时慈眉善目、辛勤操劳的母亲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那些家庭主妇被日常的琐碎事务折磨得绝望的内心世界，也是少有人关怀的世界，于是他决定写一写这群“平静的生活后涌着暗流”的女人，创作出了令他咸鱼翻身的《绝望的主妇》。

　　前两天看一个关于金庸的纪录片，讲到金庸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朱玫。1956年朱玫和金庸结婚的时候，他是个身无分文的穷酸文人，一个人赤手空拳从内地到香港打拼，靠编剧、写稿维生。金庸的第一任妻子杜治芬是个美女。传统守旧有理想的金庸，希望妻子能够留在家中做主妇，全心全意扶持自己的事业，但是对方不愿意，这段婚姻最后以金庸提出离婚告终。很多年后，金庸才承认当年自己才是被抛弃的那一个。后来他又狂热爱上女神夏梦，追求多年未得结果，夏梦嫁给了一个商人。在这之后，金庸才遇到了与他同甘共苦的朱玫。

　　朱玫比金庸小11岁，那个时候她也是个花样青春的漂亮女孩，只是性子比较烈，不愿意用青春和美貌去换取一份安逸的生活，宁可陪着金庸吃苦遭罪、打拼。这样的女孩大概内心深处对婚姻都有某种设定，那些唾手可得的爱情、养尊处优的少奶奶生活不靠谱，要同甘共苦过的男人才会一辈子相濡以沫。金庸初创《明报》之时，朱玫是唯一的女记者，创业期经济十分紧张，给员工的工资都只能打折发放，朱玫就理所应当地不领薪水，白天跑出去采访，晚上回来陪老公加班做版面。后来两个人生了二子二女，朱玫就正如金庸所期望的那样，做了家庭主妇，除了一个人照顾四个孩子，还要每天在家中做好了午饭，从九龙送到金庸在香港岛的办公室中。

　　一个人到中年生理和心理都在起变化的家庭主妇，虽然人前越来越风光，但她的内心是怎样的孤独和不安呢？丈夫忙于工作，由于常年琐碎的生活，夫妻间的争吵已磨掉了最后的一点温情，四个孩子也都长大了，他们有各自的青春烦恼，根本无暇去关心母亲。这是许多婚姻故事的一个真实写照，许多夫妻就这样熬下去，最后熬到了白头偕老。可惜的是，他们大儿子的自杀直接导致了这个家庭的解体。这个19岁的男孩在美国留学期间，因为和女友吵了几句而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既没有向父亲求助，因为他太忙；也没有向母亲求助，因为她脾气太大。儿子离世后，金庸和朱玫互相指责埋怨，两个人都很痛苦，金庸治愈自己的方式是躲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的温柔乡里去，而身为母亲、已人到中年的朱玫根本无处可藏。当她发现金庸的私人小公馆后，金庸干脆向当时41岁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她是个刚烈的女子，同意了，只是为了孩子，提出双方不能再生育，然后拿了些赔偿，离开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家。

　　接下来也没有什么女性励志故事，朱玫在63岁时病故于香港湾仔的一家医院，医院的员工替她拿的死亡证明书。她一生都沒有原谅金庸，拒绝了他的经济援助，连在朋友婚礼上遇到之后送她回家都被她拒绝。也许这是一个弱女子对这位金大侠能做到的、唯一让自己好过一点的报复行为了吧。金庸后来跟记者说，他对不起朱玫。不过我想，对于金庸这样的男人来讲，女人终究只是附属，他根本不会懂得女人内心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