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两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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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一位作家说，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两个“我”，一个是行走坐卧的“我”，一个是能够欣赏行走坐卧的“我”。两个我，前为客，后为主。后者对前者，是审视，是监督，是把持，而最高的境界，是欣赏。

　　有人无人处，时时让暗处的“我”，静静打量一下明处那个说着、做着、悲欢着的“我”，不是随意地、可有可无地，而是带着审视意味地一一凝视，这种凝视的力量或许极其稀薄，但那些刹那间的审视、观照、反省、觉悟，慢慢集中起来，会将一颗心打磨得玲珑剔透、熠熠生辉。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一直坚持每天长跑一小时，拿独处的时间，得一份安静和沉默。他撰文说：“一小时长跑，对我的精神健康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课。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可。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

　　还是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却说：“我是诗人，摘去画皮就是俗人，再摘去画皮就是诗人，再摘去画皮就是俗人，再摘去画皮就是诗人。我是怎么也剥不见核心的洋葱。”眼见得他不仅去凝视，而且把“外我”一层层剥了皮。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其内心，看似顽石一样难以破碎，其实也如洋葱心儿那般缓慢清甜地细嫩。

　　一个人，多情又敏锐地对待自我与万物，对这个世界来说，总归是一种幸运。

　　应该说，所有的省悟，都是对自己观照和凝视的结果，像熬中药，从芜杂的枝枝叶叶里，熬出性甘微苦的清澈药汁，疏肝解郁，镇痛安神，让内我通达，外我春风，内外和谐，身心康泰。

　　省得以后用悔恨的眼泪，去嚎啕良药。

　　《徒然草》里说，若心中有主，则万事不入我心。这个“主”，便是那个“内我”。内我清醒，有主见，外界的是非恩怨，尘嚣烦恼甚至指责叱骂，便缠绕不住、阻碍不了。

　　画家石鲁，算得一位自信的狂人。在他笔下，华山奇险、黄河咆啸，山水皆格调高亢，惊心动魄。即使是安静的植物，也各有个性，松柏挺拔，兰梅冷峻，刀刻刃勒，痛快沉着。这种犷率硬朗，恰如其人，优游不迫，沉着痛快。时人不得解，指责说“野、怪、乱、黑”，石鲁一笑，作打油诗回应：“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石鲁画风、人格的协调，恰是“内我”对“外我”的观照与扶持。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信奉原则，坚守底线，不为外界所动摇、绑架，也便算得一种清新简单的圆满了。

　　想一想，我们一生有多少次能守住“外我”，为自己当家作主呢？“走、走、走，搓一把”，就跟人去搓了；“走、走、走，喝两杯”，就跟人去喝了。看到别人贪，我也想贪；看到别人盗，我也想盗。那个“内我”，多么地软弱无力。

　　山西一位分管煤炭产业的副市长，贪腐多年，数额累至6。44亿，终因贪污受贿被逮捕。想来，这么多年，他的那个“内我”一直缺席着，被外物绑架，被享乐绑架，导致良知泯灭。

　　曾经创作了《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优秀作品的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受到总统肯尼迪的宴请。福克纳拒绝了。他说：“我老了，不能去那么远的地方跟一帮陌生人吃饭。”他遵从着内我的约定，不为表面的风光荣耀迷惑，牢牢坚守着自己的本心。

　　曾国藩有条家训曰：养得胸中一种恬静。这是他治世经验的精粹。年轻时一度举止轻浮、荒唐无度的浪荡公子哥，从接受父亲“节劳节食节欲”的告诫后，便痛下决心，立志塑一个全新的自我。

　　他拜倭仁为师，寻求上进，老师教他每日一记，在日记中直面外我，反省外我，改正缺点和错误。从1839年始，曾国藩坚持写日记三十多年，直至去世。曾氏日记，是他内心世界的一次次反省，一点点矫正。一位恬静安然的大儒、理学宗师的诞生，终离不开自我内省的能力。

　　先贤孔子曾经告诫弟子子贡：人生的更高境界，是内心拥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君子之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即使富贵了也能保持彬彬有礼。

　　我想，这种欢乐，便基于“内我”的清醒和睿智；所以当子贡以《诗经》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作比时，得到了孔子的赞赏。“切、磋、琢、磨”，用之于修身，不就是“内我”对“外我”一点点审视、矫正、完善的过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