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粒料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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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每年都有大把的机会收到珍馐佳酿，但是我每年给爷爷上坟，祭品必然是六粒料豆。

　　料豆就是炒黄豆，因为过去常用于给主力牲口加料，所以叫料豆。给爷爷上祭，有好东西不用，专用料豆，不是不敬，而是因为这六粒炒黄豆，代表着生命和精神的传递。

　　爷爷去世那一年我五岁，正值三年困难时期。

　　那天吃晚饭时，爷爷只喝了他碗里的上层，即清汤，把下层那点可怜的面疙瘩推给我。爸爸又把碗推回去：“爹，您总这么干，身子骨可吃不住啊！”爷爷挺了挺胸，用很牛的口气说：“一人一钱，饿不着饲养员！”

　　爷爷是生产队的饲养员，负责喂养队里的几头牛。所谓一钱，不是一文钱，是重量单位，相当于一两的十分之一。这句话原来是“一人一两，饿不着司务长；一人一钱，饿不着炊事员”，意思是司务长和炊事员可以揩油，从每人身上克扣一两或者一钱粮食，就饿不着他们。

　　爷爷把炊事员改成了饲养员，虽然有点抬高身份，但也不是纯粹吹牛。因为在那个年月，人可以没吃的，牲口却得好好伺候着，不能光给吃草，还得喂黄豆黑豆，春种秋收全都指望着它们呢。但是牲口不会说话，所以只要饲养员有心，克扣点豆子其实比炊事员容易。

　　爷爷一边夸嘴，一边踮起脚尖从门后房梁钩子上取他的宝贝口袋。那个口袋有点像红军的干粮袋，只是没那么长。虽然打着补丁，但每一个补丁都缝得非常细密，装水肯定漏，装小米肯定一粒也漏不出来。这个口袋里装的就是料豆，挂在房梁上，当然是防着不懂事的我偷吃了。

　　妈妈看看那个口袋，皱皱眉：“爹，怎么只这么点儿？”那一小截，也就一斤多点儿吧。

　　爷爷说：“队里也不多了，再说多了我也拿不动。”人饿得风一吹就打晃儿，当然扛不动多少粮食。

　　我盯着那个口袋，扑过去抱住爷爷的腿：“今天我跟爷爷睡！”下一句不说家里人也都知道：不让就打滚儿！

　　妈妈要拉开，爸爸扬巴掌，爷爷却摸摸我的头：“那就跟着吧。”

　　因为牲口要喂夜草，爷爷是在队里的牛屋里睡的，也没床，就是两根木橛子固定住一根合抱粗的木头，木头里面靠墙堆上豆秸，豆秸硬，扎人，所以上面再铺上一层柔软的麦秸。我要跟爷爷睡，除了馋那口袋里的料豆，还因为喜欢那麦秸的清香。

　　爷爷先进牛屋点上油灯，我再进去时，悲哀地发现那个小口袋已经不知被爷爷藏哪儿了。

　　我一句没问，因为问也白问，乖乖地钻被窝，乖乖地闭上眼。不担心睡着了，因为饿；也不想闹腾，还是因为饿。只是过上半个小时，我就有气无力地对爷爷说一句：“爷爷，饿。”

　　爷爷一直在窸窸窣窣地做事，我说第一次时，爷爷静了好一会儿，才说：“睡不着，翻翻身儿，五脏六腑落落稳儿。”把我朝里推了一滚儿，然后窸窸窣窣声又响起来。

　　我说了三次，爷爷回了三次，也推了我三次。窸窸窣窣声中，我就从床边被滚到了墙边。

　　到第四次时，爷爷换了词儿：“睡不着，生堆火，五脏六腑妥帖妥。”

　　为怕牲口冻着，牛屋是允许生火的。不久我就闻到烟味儿，听到火苗跳舞的“噼啪”声，眼睛睁开一条缝儿，看着黑黢黢的房梁屋檩在火光中明灭，心里暗暗高兴：有变化就好。

　　到我说第五次时，爷爷往我嘴里塞了颗豆子。

　　我嘎巴嚼碎，炒豆香瞬间弥漫口腔，快乐的感觉像海潮一浪一浪地冲刷身体，我感觉自己整个人就像极地的植物感受到了阳光，飞快地舒叶开花。享受中我忽略了那豆子有点烫，还有股火燎味。

　　等我吃到第六颗豆子后，困意袭来，隐约听见爷爷说：“跟队长说，今晚没喂料。”

　　那是我聽到爷爷说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我在一片嘈杂声中醒来，已经在妈妈怀里，妈妈在哭，牛屋里都是人。我看见队长在爷爷腿上摁了摁，说：“饿死的。”

　　我“哇”地哭起来，然后旁边有人喊：“他孙子嘴里有料豆味儿！”

　　周围一下静下来，妈妈惊恐地捂住我的嘴。我爸眼睛都红了：“我爹不是那样的人，要不他也不会饿死了！”

　　那人冷冷地说：“本来不是，可眼看着孙子要饿死，备不住就是了。”

　　爸爸的气就泄了，他想到爷爷总是省下饭给我。如果爷爷真的私拿队里的料豆喂了自己的孙子，在那个岁月里，纵然不算政治错误，也是终身污点。我们在村里抬不起头是小事，以后我们家派活、分粮都会被打入另册，甚至将来我找媳妇都会受影响。

　　那一刻，我想起了昨夜豆子的烫和火燎味，突然福至心灵，大声向队长喊：“爷爷让我跟你说，昨晚没喂料！”

　　队长愣了愣，走到旁边铡好的麦秸堆里，从里面扒出一个小黑坛子，掀开盖，扯出了爷爷的宝贝口袋。他走到爷爷停灵的床前，把被子一展铺在地下，口袋扔被子上：“老哥哥，你英灵不灭，我让你自证清白。”

　　他指着仓库管理员：“把老哥哥领料豆的账本拿来。”

　　仓库离牛屋不远，一会儿就拿来了。队长拿着账本展示：“自从老哥哥当上饲养员，为了避嫌，领料豆都是论颗数清的，这是昨天的数。”队长又指着那个发话的社员：“你来数数，这口袋里有多少颗豆子。”

　　那人在众目睽睽下数完，一言不发，“砰砰砰”给爷爷磕了仨响头。

　　我旁边又有人说：“可是娃嘴里确实是料豆子味儿，他的豆子哪来的？”现在想来，说这话的人倒不见得是恶意，困难时期，人最灵的就是鼻子。

　　队长叹了口气，指指我昨晚睡的铺。被子扯开铺在地下后，那铺就显出异常：只有我睡的那一小块地方铺着麦秸，压得实在，其余的地方都是豆秸，而且非常蓬松。

　　我终于明白昨晚窸窸窣窣的声音是啥了：豆秸割下来打完豆子，剩下的豆秸里难免有“漏网之豆”。爷爷用了半个晚上，把铺床的豆秸捋了一遍，从里面找到了六颗黄豆，生火煨熟给我吃。这一举动，耗干了他最后的生命。

　　爷爷自始至终，没动过队里的一粒豆子。这种作风，深深镌刻在我们家的基因中。我现在担任的，是一个被人们称为“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职务，但无论何时，我都不会害怕听到警笛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