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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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想起魏晋时期，阮籍的一件事。

　　阮籍的母亲过世时，他不哭。

　　按儒家的传统，父母去世，即使用锥子刺自己，都是要哭出来的。

　　但阮籍不哭。宾客来吊丧时哭成一团，他却无动于衷。等到宾客散尽，他突然吐血数升……

　　这是阮籍表现忧伤的方式。在他看来，母亲过世是我自己的事，为什么要哭给别人看？

　　他不是没有道德，他是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群体文化中，婚礼、丧礼都是表演，与真实的情感无关。

　　当中国传统的儒家群体文化碰到个体，就产生了“竹林七贤”。他们是七位特立独行的个体，活得如此孤独，甚至让旁人都觉得悲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

　　2

　　我当老师的时候，也曾经对特立独行的学生说：“你干吗这样子？别人都不会这样。”说完，我突然觉得好害怕。

　　近几年来，我常在做忏悔和检讨。

　　在大学任教这么久，自认为是一个好老师，却也曾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

　　有一次看到女学生为了参加舞会，凌晨两点钟在围墙的铁丝网上叠了几床棉被，一翻而过。我告诉她们要罚背诗、写书法，但不会报告给教官。

　　其实我心里觉得她们很勇敢，但还是把她们劝回去了。

　　更有趣的是，关于这个铁丝网，校长曾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说，这是从德国进口的圆形铁丝网，各方面都可以防范——可是20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关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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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如何大彻大悟了呢？因为一个学生。

　　有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内容是对学校砍树的事感到不满。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

　　认同的鼓掌叫好，说他伸张正义。还有人在布告后面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

　　学校决定要严办此事，当时我是系主任，我打电话给校长。

　　校长说：“我要去开会，马上要上飞机了。”我说：“你给我10分钟，不然我马上辞职。”我保住了这个学生，他没有受到处罚。

　　但是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时，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处罚我？”我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

　　在群体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很正直，有话直说。布告这件事中，包括我在内的师长，都是在伤害他。

　　我动用我的权力去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讲，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为什么不让他据理力争，去向校长、向训导单位解释清楚，让他为自己辩白？

　　不管是爬墙的女孩，还是那个贴布告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

　　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他们的孤独感无法完成——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

　　就像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绝境时，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界。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他们便无法仰天长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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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娶了公主为妻，是皇帝的女婿，但他从没有利用驸马爷的身份追名得利。嵇康40岁时遭小人陷害，说他违背社会礼法，最后被押到刑场砍头。

　　他究竟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不过就是夏天穿着厚棉衣在柳树下烧了个火炉打铁。

　　这不是特立独行吗？这不是在和群体的理性文化对抗吗？这是法律在判案，还是道德在判案？

　　嵇康被押上刑场的罪名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这个罪名留在历史里，变成许多人的共同罪状——我们判了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死刑。

　　嵇康40岁上了刑场，好友向秀为他写了《思旧赋》。写到他上刑场时，夕阳在天，人影在地。

　　嵇康是一个美男子，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当他走出来时，所有人都被震惊，因为他是个大音乐家。在临刑前，三千太学生还集体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弹了一曲《广陵散》后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

　　有人说，嵇康怎么这么自私，死前还不肯将曲谱留下？但嵇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听《广陵散》。

　　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

　　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我总会为之动容。生命孤独地出走，却整个粉碎在群体文化的礼法教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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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孝究竟是什么？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自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

　　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但当一种思想独大之后，缺乏牵制和平衡，就会产生许多问题。

　　从法国回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13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如果要给学生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13位主管都同意并签字后才能通过。

　　我第一年参会时遇到一个案例，那是1977年发生的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房住，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品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

　　我觉得应该要了解背后的因由，当时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观念比较开放。”

　　我吓了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性质。

　　不管是这个案例还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为什么当初会“想当然”。

　　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讨自身为起点。

　　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