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深情守候400天，我的玫瑰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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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哭一场，继续生活”，我一次次这样告诉自己。但在深夜梦醒之际，我的泪水无法挽救她。可是，忘记你，不再哭泣，不知道要等多久。

　　从2002年的12月2日到2004年的1月4日，一年一个月零两天，我陪着妻子小辉走过了最后的人生之路。在旷日持久的挽救中，整个治疗过程花费了35万元。我用每小时40元的代价，极力地使小辉延长生命。直至生命的最后，我知道已经无力挽回，但是我依然咬紧牙关，每周花费1万元竭力挽救她。千金散尽还复来，但生命是唯一的。大难来临了，我会牵住你的手。她的生命屡次跌入深谷，又被拉回悬崖边。

　　突然患病

　　2002年12月2日，小辉的乳房发现肿块，手术后，确诊是恶性淋巴瘤。12月24日，我们奔赴北京肿瘤医院治疗，最初的化疗效果很好，瘤子很快就下去了。但是淋巴瘤的可怕就在于其反复发作。此后，小辉每两周进行一次化疗。

　　起初的两次化疗，小辉的治疗效果很好，腹部巨大的肿块和肩膀的肿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为了更好地治疗，我们决定实施自身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总耗资将要10万元。

　　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分3步，一是使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活跃起来，然后把正在生长中的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二是患者进入无菌仓后，向其体内输入大量的化疗药物，药量是常规化疗的8倍。在这种化疗下，患者的癌细胞和正常的造血细胞，都会遭到致命性的打击；三是把患者已经提取好的造血干细胞重新输入体内，恢复身体的造血功能。4月初，小辉历经了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和采集，过程进行得很顺利。

　　遭遇非典

　　2003年4月下旬，按照拟定的步骤，小辉即将入仓，实施造血干细胞的移植。孰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袭来。妻子就诊的北京肿瘤医院内四科的病房将被腾空，准备接纳非典疑似患者。整个北京血库告急，血源紧张，无法实施造血干细胞移植。妻子的病情较轻，医生动员我们回本地的医院维持治疗，控制住病情的发展，等非典之后再来。

　　此时，关于非典的传言已经很多，对非典的恐惧席卷了每个角落。我们提着大包小包，戴着厚厚的口罩，回到了我们的家乡。而家乡正在严格布控。我们很快被隔离起来，我填写了各种的表格。孩子也被学校劝回了家，我们被关在家里，不允许外出。但是没有谁理会我们的衣食，年迈体胖的岳母只好一次次上下6楼，买菜购粮。我妻子和每一次步出我们的家门，都会遭到四周诧异目光的包围。

　　小辉的化疗周期很快到了，我硬着头皮带着她去医院化疗。有人把我们告到了居委会和单位。我咬牙忍住周围的各种目光，陪着妻子，一次次地去医院接受化疗。一次，年轻的护士因为急着回家，把本应静脉输液的化疗药物搞成了入壶，妻子被折磨得疼痛难忍，泪水纷纷地滴落。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是，我不能代替她的痛苦。

　　非典时期，妻子忍受了极大的病痛。她是一个性格内敛的人，什么也不爱说，有时候黎明时分，我睁开眼睛，妻子就在我身边坐着，默默地流泪。我牵住她的手，问怎么了。她说疼，肩膀的肿瘤部位疼。我抚摩她的肩膀，没有发现肿块，但是她一直疼。深夜的时候，怕吵醒我，她在阳台上踱步，我知道她疼。我多么想替代她的痛苦，或者让她的痛苦减轻一些。但是我无能为力，我只能一次次盘算着什么时候去北京实施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在经过了1个多月的煎熬和等待之后，北京非典疫情有所缓解，我们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奔赴北京的列车。

　　7封求援信

　　在妻子患病之前，我和妻子都是作协会员，有一些积蓄。但突然间妻子患病，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我在机关工作，月工资不足1000元。妻子所在的外贸某公司濒临破产，月收入仅有300元。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一切都是靠自费治疗。看病、住院、治疗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更何况妻子得了这样的大病！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经济压力。30万元！对于一个工薪阶层的人来说，上哪里去弄这么多钱？这是一笔巨大的数字，常常让我感到力不从心。病人都睡着了，病房的走廊里空无一人，十分安静。我站在走廊的尽头，面对窗外阑珊的灯光，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

　　我开始疯狂地写作。我知道，我的稿费就是妻子治疗费用的唯一来源。每多发一篇文稿，妻子就多一分希望。每天晚上我都要打开那台二手电脑，拼命地写作，我的打印机也被我从家里背到了北京。

　　后来我租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地下旅馆。很多时候，我敲击着电脑的键盘。我害怕妻子会突然离开，房间里弥漫着劣质香烟的气味，我夜夜难眠。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构思一篇文章，但是手指依然不由自主地敲击着键盘，仿佛在键盘上流淌着的不是文字，而是时间。

　　一位大学的女同学来看望我，替我把打印好的稿件装进信封。不知不觉，我的泪水滴落下来，打在信封上，那一刻，我脆弱得像个孩子。我多么希望有个坚强的臂膀，能够使我依靠片刻。但作为男人，除了忍耐和坚强，我别无选择。正像一位病友的父亲告诉我的那样：“小伙子，我们都要挺住！记住，灾难也是生活。”

　　我接连向各地报刊的编辑们写了7封求援信，夹进稿件中，求他们照顾我的稿件，能让我为妻子的治疗储备更多的资金。我开始四处奔波借钱。有一位叫郭元威的朋友，得知我经济的窘状，几天后他从怀里掏出了5万元，厚厚的一沓撂在桌子上。刹那间，我泪水盈眶。

　　我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大学同学为我捐了很多钱。林峰、刘燕夫妇联系大家为我捐款。车汉澍、刘文明等同学向我提供了近万元的资助。很多同学来医院看望，给予我物质与精神上巨大的支持，同学们的安慰使我感到了无比的欣慰。

　　“分水岭”

　　非典是个“分水岭”，从此妻子开始遭受病痛的巨大折磨。8月，她的腹腔发现肿块，不得不中断化疗。手术后才发现，肿块不过是普通的子宫肌瘤，命运跟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手术期间因无法继续化疗，淋巴瘤迅速扩散，在肩膀蔓延，开始肿大、发红、发紫，病灶甚至已溃烂。妻子先后接受了放疗和生物的治疗，但疗效不佳。国庆节期间，医生与我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告诉我，小辉的病情严重。我躲在医院走廊的一角，泪水绝望地落下来。

　　10月16日，小辉进行了大剂量的化疗，我在北京陪她。化疗以后，病情缓和了一些，但是病灶依然反复。11月中旬，医生找我和岳母谈话，研究小辉的治疗方案。一个方案是维持治疗，等死；另一个方案冒险进行造血干细胞的移植，但有可能出不了仓。我和岳母选择了干细胞移植。接着，小辉进了无菌仓接受了3周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小辉在无菌仓里接受干细胞移植前，给我发来一个短信：“这样复杂的治疗，花了这么多钱，你一直没有放弃。如果治疗好了，我一定报答你。”我的泪水刷刷地落下来。由于在仓内的化疗量是平时化疗量的8倍，小辉的病灶很快下去了，但是肩部的肌肉和脂肪大面积坏死、化脓和溃烂。

　　痛失爱人

　　12月24日，小辉在北京整整治疗了1年后，住进了邢台人民医院。小辉在邢台的治疗仅仅维持了10天。2004年1月2日晚上我正给孩子做饭，9点，岳母突然打来电话，说小辉开始急促地喘息。我飞奔到病房，妻子已疼痛难忍，脉搏微弱，呼吸困难。妻子一次次地对我说：“子宏，去找医生，救救我！”我知道杜冷丁的注射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否则要引起呼吸抑制。但我还是每隔一会儿就去找医生，要求注射杜冷丁。小辉的疼痛加剧着。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经受病痛的折磨，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我心如刀绞般难受。小辉在急促的喘息中对我说：“子宏，我非常感谢你。”我的泪水奔涌而出。

　　1月3日是儿子的生日，妻子让我给儿子买了个生日蛋糕，但孩子要带到医院先让妈妈吃。但此时她已无力品尝，一丝宽慰的微笑露在妻子的脸上。她的面孔苍白，没有一丝血色，她的手脚冰凉。她的声音有些嘶哑，她握住我的手一次次呼唤：“子宏，子宏，去找医生，给我打针！”我的泪水不断地涌出。

　　1月3日的晚上，小辉一直被病痛折磨着。从晚上9点到凌晨3点先后打了4针杜冷丁。到4日凌晨5点，小辉的疼痛继续加剧，6点多，小辉急促地说：“给我打针！”我疯狂地去找医生，医生说没有办法。我说：“求求你，我知道妻子不行了。但这是妻子最后的时刻了，你去看看她，安慰安慰她吧！”

　　医生来到小辉的病榻旁，出乎我的意料，小辉强忍着疼痛对医生说：“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医生很感动，他听诊了小辉的心脏，走到病房外，对我说：“想办法找杜冷丁！一定满足小辉最后的愿望。”高医生开了红处方，我去急诊交款取药，但药房却没有药！回到药房，我几乎快疯了。我语无伦次地对医生说：“医生，医生，没有药！”当晚值班的护士是卢秀芳，她不断地给其他科室打电话，电话不是没有人接，就是没有杜冷丁。卢护士干脆下楼，挨个病房去找杜冷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看着身边的亲人在病痛的折磨中痛苦不堪，我绝望到了极点。死了吧，死就死吧，这人间如果充盈着痛苦的话，如果这人间没有希望的话，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卢护士跑着来了，她的手里举着一针杜冷丁。我的泪水刷地下来，一字一句地对医护人员说：“谢谢你们，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

　　快7点的时候，杜冷丁终于注射进妻子的身体，妻子的病痛减轻了些。小辉说话开始不清楚，我意识到，小辉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岳母流着泪。我握住小辉无力的小手，对她说：“小辉，我在你身边，我永远陪着你。你要坚持住！”小辉的嘴唇动了动，我把耳朵贴在她嘴边，她的声音很小很小，已经听不清………

　　岳母退出了病房，让我和妻子单独说几句话。我牵着妻子的手说：“我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我会带好儿子！”她在听我说话，但神志逐渐不清，她眸子还有光芒。我走出病房，给同事打电话，求他们派车。妻子已经昏迷了，所有的痛苦再感觉不到。

　　11点40分，儿子终于来了。他背着书包跑到他妈妈的病榻前，这时，小辉已经处于弥留状态。他扑在妈妈身上，拉着妈妈的手，喊着：“妈妈，妈妈，你看看我！”小辉分明听到了，她用力睁了一下眼，儿子哭泣起来……11点48分，小辉停止了呼吸。

　　从此，我失去了亲爱的妻子。从此，幼小的儿子不再有妈妈。从此，我们11年的爱情画上了悲伤的句号。

　　同事和朋友的哭声，回荡在医院里。我哭着对儿子说：“儿子，哭吧。再也没有妈妈了，妈妈再也回不来了。”我们重新回到城市的家，家里的陈设依旧。但它在我的眼里，空空荡荡。

　　2004年2月14日，我将一大束玫瑰放在妻子陈辉的相片前。她依然像以前那样，望着我恬淡地笑着，眼眸里是一种沉静、柔和的光芒。“亲爱的，情人节快乐！”不知道是我说的话，还是这一捧红玫瑰，把她的脸颊映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