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中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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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这片雾锁山绕之地。年初，中央信托局修好了新宿舍，有家属的人可以拥有独立住房。28岁的职员彭咏梧打算申请。此前，他一直和十几个同事挤在集体宿舍里，非常不利于开展工作——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

　　分房申请很快获批，家属却成难题。彭咏梧已结婚多年，妻子谭政烈和儿子一直在云阳老家。为防止敌人调查，来重庆后，他切断了与云阳的一切联系。

　　党组织开始在地下党员中物色“彭太太”。最终，23岁的江竹筠接下这个“嫁作人妇”的任务。二人将新家安在机房街，开始了“假夫妻，真同志”朝夕相处的生活。

　　彭咏梧有肺病，每当工作到深夜，江竹筠就把煮好的莲米汤送到桌上。邻居们经常看到他们手挽手，有说有笑地出门散步。她称他为“四哥”，他则叫她“竹”。

　　假戏最终真做。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竹筠结为夫妻。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彭云出生。

　　一天，彭咏梧在街上偶遇妻弟谭竹安。真相大白，谭竹安难以接受姐夫另娶他人。江竹筠找到他，说：“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才能真正考虑怎样厘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

　　江竹筠的一片坦诚破开了谭竹安心中的芥蒂，二人从此以姐弟相称。

　　1947年10月，彭咏梧去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江竹筠前往协助。临行前，江竹筠写信给谭政烈，把刚满周岁的孩子郑重托付于她。这是两个女人之间唯一的一次通信，她们终生未曾相见。

　　1948年1月，起义队伍遭到伏击，突围中，彭咏梧中弹牺牲。他的头颅被敌人砍下，先被挑到奉节竹园镇游街示众，再被挂到竹园坪小学操场边的洋槐树上。

　　不久，谭政烈冒死到重庆，从同志手中接过了丈夫的另一个孩子。她改了名字，频繁变换住址，与特务周旋，带着两个孩子，躲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

　　此时的江竹筠，正在万县开展地下工作。端午节那天，她给谭竹安写信：“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呢？还是这样不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

　　几天后，江竹筠被捕，被关押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狱。1949年8月26日，狱中的她将衣被中的棉花烧成灰，加上清水，调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磨成“笔”，在如厕的毛边纸上，给谭竹安写了一封“托孤信”：“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卜……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11月14日，江竹筠把《新民主主义论》塞给同牢的狱友，脱下囚衣，换上被捕时穿的蓝旗袍，梳梳头发，随敌人走向“电台岚垭”刑场。

　　一陣枪响，一片血泊。半个月后，11月30日，重庆解放。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

　　很多年后，牺牲时只有29岁、身高1。45米的江竹筠出现在小说《红岩》中，有了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江姐。

　　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红岩》改编为电影。改编用了两年，主演于蓝、导演水华多次到北戴河、重庆、成都、贵州收集资料，逐个走访幸存者，写下30多万字的笔记。小说作者之一刘德斌告诉他们：大屠杀中，他中弹倒下，醒来后觉得手很温暖，举起一看，全是血，原来自己倒在同志们的血泊中，血还是热的。

　　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于蓝饰演的江姐。编剧夏衍曾对她说：“江姐不是刘胡兰，也不是赵一曼，不要横眉冷对，表现于外。”

　　丈夫牺牲了，她在人前忍住眼泪，却于深夜裹在被子里痛哭；根根竹签从手指尖钉进，她面不改色地说：“竹签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在狱中，她和同志们用铁片磨成的小刀当剪刀，以剩饭当糨糊，用被面、衬衫通宵缝制五星红旗……在理想、信仰的光焰下，爱情也有了别样的味道。现实中江竹筠与彭咏梧的“谍战+恋爱”，化作电影中“孤儿寡母照样闹革命”的注脚，激励着共产党人抛却世俗、舍生赴死。

　　2009年，谍战片《潜伏》播出，轰动一时。大结局里，余则成与王翠平这对“假戏真做”的革命夫妇天各一方——王翠平生下孩子，在老家的山头遥望远方；离开大陆的余则成，望着墙上的“结婚照”，默默流泪。

　　这是彭咏梧、谭政烈与江竹筠故事的遥远回响。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里，有一种高贵的情感，超越个人的私利与爱欲，折射出信仰、悲悯与大义。

　　这就是烈火中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