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里的爱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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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家书》的历史切片

　　在翻译界，人们对于傅雷的评价是：“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傅雷的家书远比其翻译成就有名得多。

　　傅雷夫妇和傅聪

　　对于长子傅聪而言，傅雷是一个严厉的父亲。那本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感动了无数父母的《傅雷家书》，是一个父亲对远在异国的儿子的谆谆教导，从音乐学习到如何恋爱，父亲几乎为儿子想到了所有。然而，近200封的书信，曾经是儿子傅聪心里长久的痛。

　　很长一段时间，傅聪没有再看《傅雷家书》，因为只要看到那些字句，他便会忍不住泪流满面，整整一天都激动不安。

　　“后来慢慢就好了，时间实在是可以治愈一切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清楚地记得他写给我的每一封信。有时，当我沉浸在音乐中的时候，某些灵光闪现的专注时刻，我似乎能回到小时候的那种心境，仿佛父亲还在楼上的房间监听我练琴。”傅聪至今还能回忆起自己开始练琴不久时的情景。有时他嫌练习单调枯燥，便偷偷一边看小说一边机械地敲击琴键。父亲听见琴声不对，便蹑手蹑脚地下来看，经常吓得傅聪一身冷汗。

　　“但是现在，若是让我再说这本家书，那么父亲在1962年洋洋洒洒给我当时的夫人弥拉抄写菜谱，教她如何做核桃鸡丁和贵妃鸡的那封信，也许比和我多次讨论文学和音乐的信，更令我感慨。”

　　家书里的“成功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可谓数一数二的人物，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不过梁启超还有一个可以为今人称道的成就：其9个长大成人的子女均有才学，并在各领域成为翘楚，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均成为院士。

　　梁氏家书中并没有过多的说教，也没有传授所谓的“成功经验”（这是梁启超所刻意避免的）。我们可以读到的是一个父亲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信中既有国家兴亡，也有家庭琐事。时常被视为政治人物的梁启超在家书中展现了我们并不熟悉的一面——温情。

　　梁启超用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与政治家姚崇、宋璟作比较，告知梁思成应该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好好学习，并且引用曾文正的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在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如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在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与梁启超的“成功学”典范相比，胡适的家书中则流露出一些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3个子女，女儿5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生活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孩子。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投入的精力少，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引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10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让他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他接到学校发来的儿子“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8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了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不少坏习气。后来，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对传统观念与利益诉求的背离

　　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成长，请带上这封信》一书中，汇集了30位来自各领域的知名人士为孩子写下的家书。他们细数孩子成长中的酣畅与迷茫，期待孩子能“遵从内心，成为最好的自己”。

　　黄磊在信里写道：“幸福就是选择一种你们喜欢的方式活下去。”

　　黄磊看出女儿多多对练钢琴是不情愿的，他表示对于孩子学习某种艺术和体育方面的技能，他一向不支持也不反对，“我相信你们最需要会的一定不是弹钢琴这件事。”

　　在黄磊看来，如果孩子一定要学会什么，首选诚实，“忠实于你们自己，忠诚于内心的简单与轻松，不去计较周遭和自己曾有过的怀疑与不满，诚实地接受自己的人生”。黄磊说，除此之外的都是雕虫小技，不会也罢。“相信爸爸，你们即使一事无成也不必难过，没有世俗认同的成就的人是多数，你们不必成为少数，平凡最好。”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信里对两个孩子直言，“养子防老”的传统观念是不道德的，“我们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安排，等年老后不用你们‘孝敬’回报，我们不会成为你们经济上的任何负担”。陈志武说，整个中国社会都会以是否孝顺来评判子女的好坏，“到了社会保障已很发达的今天，还要靠‘养子防老’，那就过于自私、过于对子女不公平了”。

　　陈志武告诉孩子，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以是否让自己幸福为标准，“我们对你们只有爱护，没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诉求。”

　　在家书中特立独行的父亲还有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

　　几年前，曹文轩的妻子去美国，儿子与他共同生活。不久，他发现，事情远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孩子关心的一切，都与学习无关，并且脾气暴躁，毫无克制。

　　面对孩子的叛逆，曹文轩陷入两难。终于有一天，曹文轩对孩子动粗了。后来，他偶遇一位心理学家。心理学家对曹文轩说：“不必焦虑，这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只不过他的逆反有点超出正常值。”他的建议是：“你只有哄着他长大。”曹文轩开始细心反思，他发现，“叛逆”的责任并不应该全由孩子承担。“教育制度、老师的境界与教育方式，还有我们通常流行的道德观、价值观，都要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责任。”

　　由此，曹文轩开始发现孩子身上的美好。他在信中对孩子说：“儿子，鲜亮的青春，才刚刚开始光顧你。从今以后，你生命的光彩会迷倒无数人。长大吧，不住地长大，爸爸愿意哄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