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口房子就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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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概受了谁的启蒙。比如那些奔忙的蚂蚁，一开春就忙里忙外，把新鲜的土衔出来，一粒，一粒，做成窝，好象有着古典艺术的风格——尖尖的塔顶，金黄色的塔身，和朝向四面八方玲珑的窗口，那些蚂蚁就能安然地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还有村前大槐树上的那个老鸹窝，那么多年了，总在一代一代地繁衍着如黑色闪电般穿越时光的精灵。有多大风，有多大雨，也没能掉下来摔个七零八落。再有，是一些在春光里飞舞的紫色魅影。它们并不拒绝乡村，从村前的小河里衔来柔软的春泥和温暖的草茎，在房梁上，在屋檐下，筑成一个小小的巢窠。它们勤劳呢，它们更善解人意，在我们劳作了一天的懒懒的夕阳的光晕里，啁啾着放歌，驱走了一身的疲倦。是燕子，和村庄居住的最近，冬去春来，不仅捎来一片片春光，也会把散漫的时光打扮得楚楚动人。

　　到底谁是谁的老师呢，或者是谁在向谁学习？盖口房子就是家，过渡着悠长的光阴。

　　想取土，野地里，小河滩上，沟渠边到处都是松黄的泥土，土质并不坚硬，能催促庄稼拔节成熟，也能开放星星草小小的花朵。那些白色的小花曾经开得到处都是，曾经让我疑惑——有一天终于可以抛却那么多的散碎与嘈杂，漫步于云端之上。但尘归尘，土归土，一缕乡间的野风，并不具备空谷幽兰的气质。我们要生存，我们要生活，要有一口属于自己的房子，才能遮挡那么多的风霜雪雨，让老人和孩子，让所有的亲人，能紧紧相拥，暖暖的灯光下，围炉夜话，诉说着来日或往昔。

　　牛，又是牛，这个乡间样子最憨厚的家伙，总会适时登场。赶牛车的是被叫做六拉子的六叔，弯着腰，弓着腿，好和他忠实的老牛一起使劲，一声吆喝，深深浅浅的蹄印便留在了河道里的斜坡上。可能有一粒草籽遗落，足迹里也会盛开一朵不知名的花儿。

　　我们和牛拉回来的黄土被高高堆积在一片不大不小的空地上，那叫宅基。在村子里生活的人没有人不在意，没有宅基地就相当于老鸹失去了搭窝的树，就相当于一群蚂蚁跑来跑去，找不到可以生存的土壤。所以，高高的“地工”是必须的。尽管盖房子的日子有可能遥遥无期，心底却有了一份沉甸甸的依靠。清明，十月一，打从南乡请来的戏班子被安置在村子里，戏台就是谁家几年前垫好的“地工”。时日太久，村里的娃儿们已经当成了嬉戏的乐园。可以土战，可以雪战，也可以煞有介事地用锅灰涂了脸，装模做样地吼几嗓子《薛仁贵征西》。

　　没有人拒绝一场戏的开场，叮叮哐哐的锣鼓家伙一响，一场嬉笑怒骂或一场凄美悲怆已然开场。要进去，实在很容易，就把村里村外的苦恼烦闷一起忘却，跟着凌波微渡的青衣悠扬，婉转，跟着铁面无私的包黑子一脸正义。这乡村的土戏台子——“地工”上，没搭好房，就辗转了几多人世沧桑。

　　阳春三月好建房，二薛刚不请自到。打从喊夯的李胖子得了半身不遂，村子里再没有人能把打夯号子喊到调上。二薛刚人高马大，憨憨傻傻，但性格倔强，给一口饽饽咽下去再不要第二口，且吃了谁家的饭有必要卖些力气。二歪叔家刚返青的麦苗地缺肥，二薛刚二话不说，就把猪粪羊粪装到车子上，一晃膀子运到了地里。临走时还说：“二歪叔，你家的棒子面馍真扛饿。”

　　二薛刚来了，从村里召集来的几个红脸汉子站在了一起，红腰带，光膀子。“打地工”的总管六爷，一碗水端平，再不起眼的房子也得盖得四平八稳。“夯”是六爷家的一滚老碾子，碾过春夏秋冬，几十年了榫子嘴终于挂不上辕子，被几条粗粗的草绳紧紧捆住，一人牵着一个绳头，二薛刚把住“夯”杆。

　　“豆腐芽子，哎嗨——卖豆腐呀，嗨呦！”

　　“豆腐芽子，哎嗨——卖豆腐呀，嗨呦！”

　　你先别笑，二薛刚的夯词实在不咋样，但齐整有力。几个红脸汉子一起调高了嗓门，几百斤的老碾子落地有声，一下，一下，把地基夯得实实在在，牙再尖利的耗子也得费上九九八十一天的劲儿，才能打出洞来。要拐弯了，二薛刚把脸朝天上一扬，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老高：“要拐弯拉，哎嗨！——别砸脚呀，嗨呦！豆腐芽子，哎嗨——卖豆腐呀，嗨呦！”吓跑了一条刚在春天蛰醒的蛇，刺溜钻进一棵歪脖子柳树下的乱根里。

　　天真的很好，看孩子的少妇，衲鞋底儿的婶子大娘，坐在旁边的干玉米秸上，说说笑笑。傻五提来满满一铅壶新柳芽沏成的酽茶，听二薛刚讲去南乡苦活时被一个疯女子死缠滥磨跟到半路又被二薛刚说要脱裤子撒尿吓跑的事。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毛绒绒的小鸡崽，在新生的草丛里找食吃。

　　或许，时光真的如水吧，转眼间昨日还一起光屁股在小河里捉鱼的黑蛋，一下子长得比父亲还高出了半头。黑蛋娘说了：“他爹，盖吧。昨天快嘴王婆子还说，西村的磨坊李家的二妮偷偷告诉她相中了咱家黑蛋呢。”黑蛋爹不说话，黑着脸吐出来被口水洇在嘴里的旱烟叶，把烟屁股朝地上一扔：“盖！不中就把那头大黑牛牵到集市上卖了，凑个千儿八百。”

　　盖房的总管依然是六爷，打从十几岁起不知领着村子里的老少爷们盖了多少房子。有土坯的，也有泥挑的，最好的也就是给当年的地主李发财家盖的青砖青瓦房，后来被村子里当了羊圈，臊气熏天。而眼下，腰里不甚鼓囊的村里人时兴盖“腰子简”，也不管红砖还是蓝砖，在放好的“地工”上，整整齐齐垒成了两道夹皮，夹层里就用一些烂砖头子破瓦片作了填充，齐腰高了就收手，然后几个人踩在泥水里和大泥。长长的麦草，一层一层敷在泥土上，浇上水，几双赤脚在里面踩来踩去，直到把麦草泥和得无比劲道，这才有人换上来，一人一把泥叉，拍拍泥，啪啪作响，而后吐了口唾沫在手掌心，好牢牢地握住叉杆。

　　阳光，洒满村庄的阳光，在飞来飞去的泥叉上明明晃晃。这些人，有我的父兄，有我的先人，有我辛苦操劳一生的乡里乡亲，在泥土的村庄里挥汗如雨，一头是庄稼和粮食，一头是亲人；一边是嘴巴，一边是身体，都需要安放稳妥，才够得上一个堂堂正正的乡下汉子。直到很多年以后，当我站在那些泥土筑成的屋檐下，仿佛还能听见“嗨！嗨！”飞泥的声音。那些和了麦草的泥土，无形而有形，筑就了太多的温暖，直到今天，还散发着厚重的气息。

　　想盖一所这样的房子并不容易，真的太不容易。很多人掏空了身子，在村子里走来走去。最明显的是探花爷，当年也是飞泥叉的一员虎将，连同我的父亲，在泥墙上下脚底生根，一片片泥土的羽毛飞来飞去，被抛起，被粘连，成就了一口口老屋的坚实岁月。可能是村东的，也可能是村西的一口房子，当探花爷较着劲儿，说要隔了两把泥叉飞泥的时候，泥叉杆齐刷刷折断——包括探花爷的腰。很多人都听到了一种异样的断裂声，却不知来自哪里。反正后来的探花爷再没握过泥叉，端碗的手颤颤抖抖，甚至抓不住眼前的任何一粒尘埃。

　　很多人都老了，他们在自己亲手搭建的土房前望了又望，不忍离去。红的或蓝的砖，已经被岁月剥蚀得面目全非，间或有几只蟋蟀的歌唱传出，纤细而缥缈；那些梁不是乡间最好的材质，却扛鼎了太多贫寒的岁月；那些檩，桐木的榆木的刺槐的，不一样的骨骼一样历经了太多的风雨沧桑；还有苇子或黍秸穿连在一起，经不起时光的洞穿和侵蚀，和屋顶一起绽开了缺口，像一个个再也无法打补的漏洞，能钻进来日月星光，也能钻进来风霜雨露．．．．．．

　　我遗失过一些东西，在村子里来回走动，却无法想起到底遗落在了哪里，或者到底遗失了什么物件。在一口破旧的老屋前苦思冥想，一样找不到任何答案。

　　这些房子，或许已经不再重要，那些从野地里，沟渠里，或者从村前的小河滩上运来的泥土，也将再也找不到归路。

　　——但村子里的人呢？

　　有的人在土质的温暖里度过了很久，最终却选择了栖息在他乡的枝头，他乡的星是否很亮，他乡的月是否很明，他乡的风是否也轻柔呢？没有人告诉我，我却已经停下了脚步，在村子里无法亦不能再找到远去的路口。那么，就轻轻地靠在一口老屋的土墙上吧，倾听，倾听着村子踢趿，踢趿，走去走来的脚步声。

　　走向哪里？我们到底要走向哪里？别管吧，有风有雨，有了一口可以栖居的房屋，守得住简单或单纯，也能守得住一种实实在在的暖。也不管是谁盖起的那口老屋，风雨飘摇了很久，依然夯实在心，难说分手。

　　只缘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