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治晋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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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阎锡山被描述成一个土气、投机、守旧、贪财、排外、独裁的丑角。但美国的《时代》周刊曾对阎锡山治晋作过评价：“阎锡山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他便显得出类拔萃。”

　　90年前的免费教育

　　阎氏自称奉行“公道主义”。“公道主义”带有浓郁的儒家“德治”色彩。阎氏践行其“公道主义”的方式，亦和古代一些儒家循吏的做法相似。古代被史籍称赞的循吏所做的不外乎：兴学、重农、正风俗。阎锡山治理山西所做的是这种循吏所为在山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升级版”。

　　阎氏在三晋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不遗余力地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当然囿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所实行的只能是低水平的免费义务教育：“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从1918年开始，省府颁布了《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各地村庄腾庙宇办小学，办学成为考核各级官吏的重要政绩标准，办学经费来自政府拨款、乡绅捐助和村民分摊。1925年，陶行知实地调查后，如此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村政自治

　　阎氏做的第二件大事是社会治理层面的，即推行他的“村本政治”，在全省搞“村政自治”。阎锡山大力兴办教育，其目的之一就是更好地实施“村政自治”。他曾说过：“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

　　从1922年开始，“村本政治”在山西全省推行。基本内容包括：设立编村，每一编村管百户人家，每村设村长、村副和村公所；村以下设闾、邻组织，以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闾，设闾长；另设村级组织息讼会、监察会和村民会议，并成立由适龄男丁组成的保卫团；制订村禁约（阎氏将其称为“村宪法”）规范村政。村长和村副有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村内居民年在二十岁以上者，均得参与村民会议，如村中习惯以每户出一人亦可。但有下列各款之一者，不得参与会议：品行不端营私舞弊确有实据者；贩吸鸦片金丹及含有吗啡等毒质者；窝赌及赌博者；窝盗及盗窃者；有精神病者；曾受刑事处分尚未复权者。”

　　阎氏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大力兴办实业。实业包括传统的农业，如大修水利，植树种桑；也包括新兴的工矿业、交通业和商业。如阎氏主政期间，修建了横贯山西南北、长达800公里的同蒲铁路；开采煤矿、铁矿；建造了太原兵工厂、太原钢铁厂等一系列大型重工厂和众多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厂。

　　阎锡山是一个异数

　　和传统的儒士一样，阎锡山是主张“官师合一”的，自认为有教化百姓的责任。他一生主张“中的哲学”，即做好人，行中道。

　　当然，也有人认为阎锡山治晋的思想与实践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山西需要的是社会构造的改变，但阎锡山没有这种愿望。他只想利用外国的技术、思想，改进山西的经济，保持自己的势力。……所实行的改革，已在60年前曾国藩的自强运动中被采用过，根本不能彻底解决当时的弊端。”

　　1960年，阎锡山病逝于台湾，葬于阳明山。此时，他所主张的“公道主义”、“中道文化”，在三晋大地已成为被批评被扫除的“反动思想”。

　　在宋以后的中国，阎锡山是一个异数。这个有着儒家情怀的统治者，能在近四十年的时间内，在人口一千多万面积近1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尽管期间数次被战争打断）。明清两代如张居正、王阳明、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大臣，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山西是阎锡山的故乡，本地人治本地事，无论在前现代的熟人社会，还是现代的工商业社会，利大于弊，更有利于造福于本地。但最高统治者不放心，为了统治的需要宁愿牺牲地方老百姓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