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流水线上站起来的“诗坛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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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闯东莞

　　川妹子饱尝苦辣酸甜

　　1980年，郑小琼出生在四川南充一个小村庄，这个贫瘠的小村庄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我们那附近的村子就叫一村，二村……我家住在十二村。”1996年，郑小琼考上了南充市卫校，家人十分骄傲。因为在当时，卫校毕业生一般会被分配到医院工作，这就意味着端起了铁饭碗。在村里人羡慕的目光中，她带着父母四处筹借来的学费走进了卫校。

　　然而，4年后郑小琼毕业时，学校已不再包分配。她想进正规医院做护士，可那几万元的“上岗费”又令她望而却步。2001年，她无奈地踏上了南下打工路。来到广东省东莞市后，郑小琼才深深体会到“外面的精彩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尽管这座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公司和工厂，可由于全国各地的打工者都慕名涌向东莞，当时像她这样没有工作经验的人进厂仍然不容易。

　　后来几经辗转，郑小琼来到东莞一个叫黄麻岭的小镇上，成了一家五金厂的流水线工人。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冷而残酷的，但对她而言，这是一座火山，让她喷发出了无尽的灵感。

　　工厂实行全封闭式管理，一个员工每周只允许出厂门3次，用于购置基本的生活用品或办理私事。小琼在这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晚上加班3小时，加班费倒是有，每小时1元钱。尽管如此，很多工人还都抢着加班，甚至会为那3元钱的加班费而发生争执。

　　在这家五金厂的流水线上，所有人都只有工号而没有名字，没人知道她叫郑小琼，人们只会喊“喂，245号。”小琼每天的工作是在铁片上用超声波机器轧孔，从机台上取下2斤多重的铁块，摆好、按开关、打轧，然后取下再摆，不断地重复，每天要将两三斤重的铁块起起落落1万多次！第一天干下来，她的手磨得血肉模糊，钻心的疼痛加上工作的劳累，使下工后的她几乎走不成路。等到双手磨掉了一层皮，长出老茧之后，她才适应了这种生活。

　　逆风飞翔

　　疼痛和泪水浇灌了文学梦

　　尽管在五金厂挣的钱比以往多了些，但郑小琼从事的工作隐藏着一定的危险性。2003年8月的一天，有个工友在打轧铁块的时候动作稍慢了一点，手指立刻被高速旋转的超声波机器打下一截！那一瞬间，那个工友居然还在惯性地做事，直到抽掉那个铁块转身往地上放时，才发现那上面有一片鲜红的血迹。

　　那个工友的伤口简单包扎一下之后，血止住了，彻骨的疼痛却阵阵袭来。半夜睡觉时，她一次次痛醒，呻吟声吵醒了其他工友。不幸的是，不久后郑小琼也遭遇了类似的事故。当时幸好手抽得快，只打掉了她一个拇指盖，但也足够痛彻心扉！

　　打工生涯中所经历的辛酸和苦痛，以及飘零异乡的孤独感，使郑小琼的思乡之情如野草般疯长，并不可遏制地变成了一行行文字。但她只能偷偷地写作，因为被人发现自己在上班时间不务正业，会被罚款的。有一次组长发现她在车间里埋头写诗，就毫不留情地罚了她50元钱。尽管对于小琼来说，那50元钱很重要，但写诗的激情早已战胜被罚款的不快，她顾不了那么多了！一旦有了灵感，不管在食堂、车间或者厕所里，她都会随手记在小纸片上，这儿写几句那儿写几句，晚上回到宿舍再整理起来。因此，她还被工友们称作“地下党”。

　　平心而论，起初写作的时候，郑小琼对诗歌有着“盲人摸象”的天真，因为她根本不懂诗。但也正因为如此，她才不觉得诗歌有它固定的特征，或者说诗歌应该这样写，不应该那样写，否则她可能就没有勇气去写作了。趴在宿舍床上写下第一首诗之后，小琼似乎找到了灵魂的出口，感觉很畅快。尽管它有点“四不像”，但它是作者对生命的真实体验。

　　从最初涂鸦式的宣泄，到慢慢显现出诗的模样，郑小琼渐渐对自己的作品有了点信心。当她在一份报纸上发现，上面刊登的诗歌散文也不过如此时，就试着把一首怀念故乡的诗投给了东莞的《大岭报》，这首名为《荷》的小诗只有短短几行：“每天/我漫步在记忆的池塘/乡愁的中央/居然是/站立的荷/飘出淡淡的清香……”没想到，这首短诗很快就发表了！这位打工妹一下子看到了生活的亮色与寄托，从此将一切闲暇都用来写诗。

　　投出去的第一篇作品奇迹般变成铅字后，郑小琼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每天下班后她就埋头写作，经常倚在8人宿舍的床头写，有时宿舍太吵就去食堂，她的作品就写在工厂的合格纸或报表背面，这些小纸片很快就积累了一尺多高。

　　以诗为媒，小琼有幸结识了《打工诗人》主编许强、民刊《独立》编者发星与民间批判者海上。发星先生连续几年给她寄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到国内外优秀诗人的诗集，类型广泛。闲时，小琼除了写诗就是看书，历史、宗教、哲学，甚至连地摊上的《孙子兵法》她都看。广泛而扎实的阅读，让这位打工妹的内心变得庞大起来，并充满了力量，她的视野渐渐超越了一般的打工诗人。

　　在几位启蒙老师的引导下，郑小琼诗风陡变。长诗《人行天桥》一扫初期的乡愁别韵：在背后我让人骂了一句狗日的北妹／这个玩具化的城市没有穿上内裤／欲望的风把它的裙底飘了起来／它露出的光腚／让我这个北妹想入非非啊！她以百余行诗句，抨击社会阴暗面，嘲讽世态人心，那种含泪的幽默文字在网上引起轰动，海上先生赞其为“近年中国诗坛鲜见的杰作”！

　　此后，郑小琼别具一格的作品频频发表在《打工诗人》、《山花》、《诗选刊》、《星星》、《散文选刊》乃至文坛顶级刊物《人民文学》和《诗刊》上。她所写的大量反映打工生活的诗作，引起了文坛前辈的瞩目，并称之为“打工女诗人”。2004年，郑小琼开始受到东莞市领导的关注，市政府资助小琼出了两本诗集，并承担她赴新疆参加“青春诗会”的费用，还为她开了作品研讨会。

　　尽管已经“声名远播”，每月的稿费也渐渐多起来，但郑小琼的“保密工作”一直做得很好，直到这时，她的工友们还不知道身边有一位著名女诗人，他们仍习惯地喊她“245”。工友们从不读书看报，不关心工厂以外的世界，下班只看电视，或倒头呼呼睡去。郑小琼给外界留的通讯地址是厂外一个朋友家的，每个月去取一次信。她害怕工友们知道她写诗，会问能赚多少钱；害怕老板知道她“不务正业”，赶她出厂。

　　夺得大奖

　　“诗坛超女”拒当签约作家

　　是金子总有发光的一天。2007年夏天，年度人民文学奖大白于天下，该奖设大奖和新浪潮奖两类。毕飞宇、周晓枫和诗人娜夜分别夺得小说大奖、散文大奖和诗歌大奖；郑小琼等6位新锐青年作家摘得“新浪潮奖”。在获奖名单中，郑小琼的显眼是因为她的身份——一位在广东漂泊7年的打工妹。评委给她的获奖作品《铁·塑料厂》的评价是：正面进入打工和生活现场，真实再现了一位敏锐打工者置身现代工业操作车间中的感悟。

　　在领奖台上谈到自己获奖作品的创作动机时，这位四川打工妹操着半生的普通话说：“写《铁》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在珠江三角洲，每年有4万根以上的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一紧张，小琼的发言又变成了四川话，“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延长之中。此刻我在想，自己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把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但是，我仍然不断告诉自己，必须写下来，把我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自己的，也是工友们的。我们虽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有必要记录下来。”她的获奖感言，一次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走下颁奖台，小琼又恢复了昔日的木讷和羞涩，晕车后的虚弱还残留在她的脸上。

　　获奖后，小琼陆续接到多家媒体的约访，但她都一一婉拒，急匆匆地回到了东莞。这位名声大震的诗坛新人不是“耍大牌”，而是害怕失去新工作——由于对那位铁石心肠的前任老板很不满，她最近换了工作，到另一家五金用品厂做销售员，频繁请假领奖、接受采访，她怕会引起老板的反感。

　　成名后，面对多家媒体伸出的“橄榄枝”，以及东莞市作协“收编”她为签约作家的邀请，郑小琼都一一谢绝了，这令许多人感到惊讶。尤其是后者，既成了名正言顺的大作家，每月又可以拿几千元高薪，何乐而不为呢？工友们都说小琼“还是傻乎乎的”。她说：“我之所以没有选择去媒体或作家协会上班，是因为我计划的反映广东打工者生存状况的《南方手记》系列还没写完，需要继续待在工厂打工妹的位置上体验生活。”

　　小琼一直觉得愧对父母，“如果他们知道我能换工作而没有换时，我会更觉得对不起他们”。但如果告诉父母自己在写诗，他们第一句话肯定会问，这个挣不挣钱？小琼觉得她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此次获得人民文学奖1万元的奖金，她一大部分寄给了父母，但依然无法告诉他们，这是一笔怎么得来的钱。

　　除了诗歌，散文，郑小琼还帮工友们写过一些劳资纠纷的东西，她对《打工诗人》主编许强说过，她愿意学他，熟读《劳动法》，帮工友们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他在这方面很精通，我就做得不够，因为对相关法律了解得不多”。一谈及这事，她就觉得愧对工友们。

　　正是源于这份责任心和相伴多年难以割舍的感情，郑小琼无法离开那些打工的兄弟姐妹，她需要一种在场感，深怕自己一旦去好单位受“宠”，就会失去对生活的敏锐触角。而疼痛和艰辛，正是这位打工妹诗歌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