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兰英的“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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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老艺术家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国歌坛，兰英依然代表着民族声乐艺术的最高成就。兰英同志是大家，是高峰，她独具光彩，映照着音乐艺术的大千世界。”一位诗人说：“我爱她的歌声，这歌声来自民间，有刚犁开的泥土的气息，好像烈火一样炽热，唱出了苦难和抗争。她的嗓子就像是用金属薄片制成的，从心房里发出的声音准确、悦耳，使人振奋，嘹亮的歌声像露珠一样圆润，如同百灵鸟在啼啭，似清清的泉水流在山涧……”

　　郭兰英的歌“有味儿”，有什么味儿？中国人的味儿，中国大地上的味儿！

　　那么，郭兰英的“味儿”是怎样炼成的呢？

　　枕着脚睡

　　因为贫困，幼年郭兰英唱了戏。她身材矮小，自己上不了舞台，需要大人在身后拤住腰抱上舞台。她还没有道具木刀高，垂直提刀的小胳膊需要用劲抬起，才可以使刀尖不着地。郭兰英边学边实践，成了晋剧班的一员。她回忆道：“才四五岁吧，跟着我师父在农村演出。唱完一个，等下一个台口。有台口，就继续赶路。师父把我放在驴背上，我骑着驴，两边都是服装、道具，还有被子什么的。一开始跑丫鬟、才女，是龙套，但没打过旗子。6岁的时候演小武生，我拿的那个刀啊，比我个儿都高。俩小孩一起站着，下边嗷嗷的，挺喜欢的。演《武松杀嫂》，那刀差不多比我还高，但是观众特喜欢。我特认真，也挺带劲的。一开始是刀马旦，我能翻跟斗嘛。”

　　88岁时，郭兰英一边比画一边讲：“我为什么现在还能这么走？我的腿是练出来的。小时候，练功，晚上枕着脚睡觉，就是把脚翻到后边，枕在后脑勺下睡觉。前半夜左腿，后半夜师父用棍子敲：‘换腿，换腿。’整条腿拿下来的时候，都没有知觉了，一点一点下来。师父说：‘快点，快点，我还要睡觉呢！’然后再把另一条腿弄上去枕着。5点不到，师父就又敲——起床了。师父不容易啊，他也不能偷懒。”

　　一天都在练功

　　到了太原，郭兰英的新师父是“九二师父”张春林。按照《晋剧百年史话》口述人王永年的推算，“九二师父”出生于1886年。他教郭兰英的时候已经56岁了。郭兰英回忆说：

　　每天清晨4点就空着肚子到野外去练声。开始并不大唱，而是“喊嗓子”。师父教我们喊“唔”和“啊”（“唔”是闭口音，“啊”是开口音）两个字。“唔”字发音时气息由小肚子出发，经鼻腔共鸣，再从嗓子里出来。“啊”也是从小肚子出发，但没有经鼻腔共鸣，是圆的。喊“唔”或“啊”字时，也有高低音的变化，但极简单，喊上一二十分钟之后，嗓子里“热火”了，就是“润”了，再下去念道白。道白的聲调比唱低，比说话高，每一句道白中，有高有低，有强有弱，既练声音又练字。我初学时，常练的一段道白是《三娘教子》。念到“出溜儿”（即嗓子眼滑了）时就好了，接下去才用戏中的腔调来练习。喊嗓子和念道白是为练唱做好准备。当时不管身体好坏，我们每天总要有三四个钟点不间断的练声。

　　师父教唱，主要根据徒弟的具体情况：鼻音太重的，就光念道白，发音位置不对时也不许唱。每人的毛病不同，每天的情况也常有变化。有好几个师父轮流教我们，但方法是统一的，所以虽然换了人，但并不妨碍教学。

　　北方冬天的早晨，寒风凛冽，郭兰英一样得去海子边。师父要求郭兰英伏在冰面上练声，直到把坚硬的冰哈出一个洞来。即使刮着大风，飘着雪花，也得张大嘴，对着风、对着雪喊嗓子。即使身体不舒服，甚至生病，也必须坚持不懈地练。

　　早上4点到8点，在海子边练声4个小时。然后回到院子里，练习两个小时武功。早晨这6个小时的练习结束后，才能吃早饭。早饭之后，大约10点到12点，练习“勾嗓子”。中午过后，需要练习“吊嗓子”。一天中的第二顿饭，吃得比较早。晚饭之后的时间，要听师父念戏。因为那时候戏班子里的师徒基本不识字，师父的戏文都记在脑子里。于是，师父一句一句教，郭兰英一句一句记，全是口传心授。晚上有时候要到戏园子里演出，演出结束回家，一般都到了夜里12点，等睡下，就更晚。有时候，真正的睡眠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睡觉的两个小时也不消停，得枕着脚睡。这日子全是在和身体较劲。这就是一个学戏孩子的一天，这样的生活至少持续3年。为了未来成为“金玉”而非“土泥”，有梦想的孩子们必须忍受这番苦。老话说：“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尽管许多孩子终其一生没有成为“人上人”，但在少年时候，也不能不吃苦中苦。郭兰英就是这样过来的。

　　转折

　　1946年，在张家口，成为晋剧“头牌”的郭兰英与新歌剧《白毛女》相遇了。郭兰英说：“我在张家口演晋剧时，满城都传开了，说《白毛女》怎么怎么好。我因为天天有演出，所以没有时间看。有一天，我只演一个比较短的折子戏《血手印》，且排在最后。之前是班上其他演员的折子戏。这中间有两三个小时，我就趁这个机会跑去看了《白毛女》。”

　　她后来在《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一文中说：

　　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是“歌剧”，歌剧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戏一开头就“拿”人……说实在的，这时候我已经演过几年戏了，知道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所以我看戏不那么容易激动。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边看，一边就止不住地流下眼泪。

　　我们戏班那边前面唱的帽儿戏快完了，该我上台，我还没有回来，演员就把戏拖得挺长。看完《白毛女》第一幕，我才赶回戏班。大家一看，我哭得像个泪人儿，眼睛都肿了，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围着问我，我却什么话也讲不出来。这时前边已敲起了锣鼓等我上台，我只得匆匆抹了两道眉毛，化了个素妆就上台。那天的戏根本没有演好，不知怎么搞的，本来要演一个多钟头的戏，我四十多分钟就赶完了。我心里一个劲儿惦记着那边的《白毛女》，也没顾上把黑眉毛擦净，把红嘴唇抹掉，就往那边跑。还好，赶上了最后斗地主那幕戏。

　　郭兰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开始觉得还好，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看到杨白劳喝了卤水，死了，我就哭得不行了。我定在那儿，想走，双腿走不了，差一点儿误了自己的演出。看完演出，我回去怎么也休息不好，心里头总是想着《白毛女》。我想，这才叫演员演戏，这是演员演的真戏，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白毛女》。”

　　1946年10月，中央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张家口。部分戏曲演员加入八路军的剧团，随军撤离。郭兰英回忆说：“我们要往出撤退，因为国民党要进去。等从张家口撤退的时候，我就参加了革命。”

　　当时郭兰英在同德戏院演山西梆子，经理、班主都是赵步桥。郭兰英不想演晋剧了，但赵步桥坚决不肯让郭兰英离开。郭兰英已经被《白毛女》所召唤，心再也无法留在戏班了。每天演旧戏，咿咿呀呀的，她一点都不喜欢了。她坚决不演旧戏，不演才子佳人，她要演新戏，演喜儿那样的角色。

　　非常昂贵的整套行头，演出穿的衣服，银子做的头面面饰，这些郭兰英说不要就不要了。

　　母親刘福荣也不同意女儿的决定，她说：“你去干什么？你是唱旧戏的，人家是演现代戏的。还有，你说话完全是山西味儿，人家能听懂吗？”

　　郭兰英说：“我慢慢儿就改了呗。”

　　母亲又说：“在革命队伍里，每天得行军走路，你哪儿成啊？我呢，就更不行了。怎么办呢？”

　　不管母亲怎么劝说，郭兰英全然不听。她回忆说：“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要是认准了，谁再说什么我也不会听。没有办法，母亲只好跟着我，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学习文化

　　郭兰英参加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她参加革命了，到了老解放区，但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因为她没有上过一天学。进入革命队伍，要登记，写简历，郭兰英都不会。

　　于是，郭兰英学习文化，就从学写自己的名字开始。郭兰英回忆说：“领导派了4个先生教我。一个是教文化的，一个是教识谱的，一个是讲革命道理的，还有一个是排练新演剧目的。我就这样在革命队伍里学文化，学表演，大课、小课、个别课，跟着队伍一块儿上。”

　　从16岁到18岁，郭兰英全心全意学习文化知识。

　　“喜儿开门！”这是《白毛女》中杨白劳的一句台词，但到了郭兰英嘴里，立刻成了：“喜儿开蒙！”伙伴见了她，专门打趣：“喜儿开蒙！”

　　学台词，文工团的伙伴笑话郭兰英前后鼻音不分。郭兰英意识到了，就努力改正。学戏，她本身有非常好的语言天赋。但一个字一个字改口音，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郭兰英回忆说：“可吃了苦了，人家都瞧不起。一开始参加革命，大伙都笑话我说话。我说的话杂得很，又有平遥话，又有汾阳话，又有太原话，还有张家口话。最后就统一，统一到普通话。”

　　70多年的艺术实践，郭兰英的歌声最具魅力的地方是“味儿”。“味儿”是哪里来的？学者钱茸从语言学的角度，阶段性或者说历史性地破译了“郭兰英魅力密码”。钱茸说，长年浸淫于山西戏曲环境，郭兰英的嗓子有了某种“基因记忆”，从而形成了发什么音“最舒服”的感觉。她的喉舌形成了对“味儿”的潜在判断力，这种判断可能比她的大脑更准确。所以，即使她本人愿意学习某种新东西，或者去模仿另外一种声音，但是，这些声音从她的嗓子里出来的时候，她的喉舌将其进行了一次过滤，依旧会回到“郭兰英的味儿”上去。这显然不是说郭兰英没有学习能力，而是她具有一种超能力：把天下味儿，变成“我的味儿”。钱茸在文章中说：“郭兰英是一位极有人气的歌唱艺术家，网上有人称她为‘不可超越的郭兰英’，意思是，她的歌唱，有一种让人无法模仿的魅力。听众全然接纳了这种不用纯正普通话的郭兰英风格。”后来有人试图用美声或学院派民族唱法演唱《我的祖国》，听众反映都不及郭兰英的版本，大家只认郭兰英的“那个味儿”。

　　郭兰英在“戏”与“歌”之间找到的“味觉”平衡点，她的“味儿”已成为经典中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