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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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常常要面临出处进退的问题。《论语》中，原宪问孔子什么叫“耻”，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和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实是一个意思。但我们也应看到，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之久，目的就是希望能得到诸侯的重用，让周礼得到恢复。就这个意义说，孔子在行动上，是即使“邦无道”，也是要“谷”的。孔子真正觉得可耻的，是像“荷蓧丈人”那样的选择在乱世隐居不行君臣之义的隐士。因此，连看城门的人也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我非常敬佩孔子这种做事不灰心的执著精神。孔子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这样一个始终精神饱满、自信满满、乐观开朗的君子形象。孔子自己也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就“进取”这一点而言，孔子近乎“狂者”，其實也不算“中行”的，虽然他的最高人格理想，应该是“中行”。

　　儒家思想的最大价值，我觉得就在做事的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我记得前总理朱镕基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镕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雷厉风行的领导风格，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相较而言，道家思想，在出处进退中，显得更加灵活，也自然，但缺少点儒家的那种劲道。但是，正如太极是以柔克刚一样，道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弹性，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

　　我们知道老子是“不敢为天下先”，看起来比较懦弱，但是，这种看似懦弱的选择背后，是一旦看准了，就直奔主题的那种睿智。道家是善于把握做事的时机和火候的。很多时候，贸然出击，很可能大败亏输。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以为道家是“处”不是“出”，其实老子根本不反对“出”，他说“不敢为天下先”，不是说窝在岩穴之中，隐遁终身，而是要选择恰当的时机来“出”，不可草率行事。老子的这个思想，其实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人们常常抓住他的这一点来攻击老子，说他保守懦弱，明哲保身，这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老子不反对建功立业，但老子非常强调“功成名遂身退”。建功立业之后，不贪功，不骄傲自满，及时抽身退去，这才是一种大智慧。这与儒家的一路高歌猛进，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也确实反映出道家思想的那种柔韧和回旋余地。

　　人要做到及时抽身，急流勇退，不贪恋功名，实属不易。帮助勾践复国的两大功臣，一个范蠡，能做到这点，所以成了陶朱公，安然而富贵；一个文种，做不到这点，所以身首异处。俗话说：“见好就收。”这似乎有点投机心理，但是，只有真正能够从名缰利锁中挣脱出来的人，才有能力进退裕如，行藏在我。

　　人这一生中，总要面临出处进退的选择，有时甚至很纠结。前面说过，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一种“斗志”。正如孔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家人格，始终恢弘饱满，不丧气，不灰心，有一种大家风范。绝没有自怜自艾的小女子气，也没有怨天尤人的小家子气。那种“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是很能鼓舞人的斗志的；道家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我以为在于一种进退裕如的弹性，一种顺其自然的柔韧。“出”了可以回头来“处”，“处”着也可以再“出”。总之是，出处凭我，进退自如。想当年谢安在东山挟妓，“处”得多么欢畅，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处”，选择“出”，才有淝水之战一战成名，名垂青史。陶潜也是有过出仕的经历，但他最终放弃了“出”，选择了“处”，与谢安看似走了相反的路径，其实本质上，还是行藏在我，进退自如，将生命的价值，最大化了。

　　孔子虽然强调一路高歌猛进，其实有时私下里，他还是非常欣赏这种“出处凭我”的自由自在的。他不是对颜回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虽然事实上，孔子是舍之也在行，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比较认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毕竟，人性是复杂的，孔子思想上，也还是有矛盾的，人都有软弱的一刻，孔子虽是圣人，但首先他还是个“人”。

　　当代社会，机会很多，人要有努力进取的斗志，也要有进退裕如的弹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家，有时强为不一定有好结果，还是要量力而行，知退才能知进。若只进不退，有时甚至可能一败涂地。拿破仑的结局，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