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另一面就是梦
对人类生活来说，“梦”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词。想必大家脑海中有无数关于梦的说法和故事，其中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这个关于自由的“梦”影响了后来的一代人，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作家斯特兹·特克尔写了一本书《美国梦寻》。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在集体性意义上，我看到了美国人如何“做梦”。当然，这两个“梦”的内涵各有侧重。马丁·路德·金的梦是关于种族、尊严、公平、自由的梦；而我读到的“美国梦”，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大学教授，还有妓女——以及他们的“美国梦”。作为一个写作者，当把文学与梦相连时，我本能地想到《红楼梦》。在我很小的時候，第一次接触竖排版的《红楼梦》。那时我还看不懂内容，再加上书是繁体字的，就更增添了我的疑惑：不就是一个梦吗，怎么这么厚，怎么能写这么长呢？后来，自己成为一个阅读者，就知道《红楼梦》是一个梦，可也不全是一个梦，它多半是人生。
真正对我的文学思想、创作乃至语言方式产生影响的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梦。我喜欢对朋友讲述她从事文学创作的动机，即她文学道路的发端。莫里森的祖母也是黑人，文化程度不高。祖母有一个爱好，她特别喜欢“解”自己的梦：做完梦，她会为别人拆解、分析她的梦。这可算她的一大精神享受。可是，一人之力毕竟有限，耗尽了自己的素材之后，她便常常向孩子们“讨梦”。莫里森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小姑娘最初感到很厌烦，但是祖母用一美元买一个梦的诱惑太大了。正因为这种利益驱动，她开始为祖母讲述自己的梦。小孩其实没有那么多梦，即使有，也不能完全记得住。可是她又很想要那一美元，于是，莫里森就开始编造她的梦。莫里森认为，这便是她最初的创作：不是发端于文字，而是发端于讲述。“编一个梦”，我认为这是对某一类人、某一种写作生活非常精妙的暗示和比喻。联想到我自己，我的童年经验虽与莫里森的相差甚远——两个民族、两个地域、两个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本身是公平的，因为它充斥着故事，充满着梦幻。
我自己的文学生涯也源自一个很不靠谱的故事。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对那个年代的苏州人来说，夏天的酷热很难熬。可大家穷得连电风扇都买不起，40摄氏度的气温下全靠一把扇子度日。于是人们就期盼着夜晚，因为可以出来乘凉。夏夜，大伙儿都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点上蚊香，再拿一把扇子，聊聊天，喝喝茶。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跑到我家对门的那位大哥家，听他讲他的故事。除了一群像我一样闲来无事的男孩，听众里还有几个少女。大哥是一个工人。他讲什么呢？我现在要说，他讲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那些故事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故事迥然不同。他讲的是鬼故事！包括一些恐怖故事和当时秘密流传的手抄本小说。有一天，他讲了一个故事——《恐怖的脚步声》。讲的是在某个古老城市里的一条偏僻街道上，有一座废弃的楼房。平时，这座楼房门都被封着，无人问津，周遭也是荒草萋萋。但是，每到半夜，就会有一件怪事发生：午夜12点时，楼房里的灯全亮了，而且此时邻里街坊可以隐隐地听见楼房里发出阵阵上下楼梯的脚步声，因此叫作“恐怖的脚步声”。大哥在描述脚步声时，眼睛盯着我们这些一惊一乍的孩子，“嗒、嗒、嗒”，他正说着，突然，屋后化工厂里的高音喇叭响了，声音大极了。原来是播报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接着《国际歌》也响了起来。于是，这个恐怖故事就被嘈杂的歌声和字正腔圆的播音声给“搅局”了。遗憾的是，此次故事中断后，我们再也没有福气听那位邻居大哥讲故事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邻居大哥相中了当时在座的一个女孩，可得知女孩对他并无好感，也就没兴趣攒局讲故事了。
说来奇怪，这个“恐怖的脚步声”却在我脑海里住了下来。正因为对鬼魂感兴趣，在我小学三四年级时，也就是在我最多只能“创作”几百个字的时候，我就在作文本上把那位邻居大哥讲的《恐怖的脚步声》用稚拙的句法记了下来。可是，当写到“嗒、嗒、嗒”时，因为想象力不够，也就停止了。我姐姐当时在农村插队，还把我的这篇小文给知青点的知青们看。她得意得很，因为她的弟弟似乎已经会写恐怖故事了，虽然只写到“嗒、嗒、嗒”就不得不戛然而止。虽然是否出自真心现在已不得而知，那时，也许知青们都碍于姐姐的面子，不得不赞美我几句，可这些夸奖却或多或少点燃了我对于文学、对于“编造”故事的热情。
其实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文学营养并不够。当时没有多少经典作品可读，我甚至连《安徒生童话》都没有读过，可我却读过《虹南作战史》。这是一部“奇怪”的书，说它奇怪，是因为如果让现代人读这部作品，也许很少有人能明白它所表现的革命题材与理想。换句话说，文学养分对一个作家来说，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
幸运的是，我上高中时，改革开放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涌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文学创作的热情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涌动着。我清楚地记得，1979年，在我最讨厌的政治课上，我尝试着写诗。彼时，我着实没什么可表达。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想要歌颂一条河流，可又没见过长江、黄河。好在我家门后有一条黑不溜秋的河，但我可不会如实写它黑不溜秋的样子，相反，我要把这条河写得充满诗情画意——要有一条船，最好还有一个少女。然而事实上，我每天坐在河边都会看见一对母女，她们两个长得都不太好看，母亲瘦瘦小小，女儿黑黑壮壮。她们做着非常不浪漫的工作，通常摇着一条船，把一个钩子伸到河底。去干吗呢？她们打捞河底的砖头，或者打捞别的东西，然后卖钱。我的诗歌当然不能写这些，我写道，“美丽的少女坐在船上”。这也是我第一次虚构自己的个人经历，即把丑的变成美的，将世俗的人生以虚构的方式改写成浪漫的抒情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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