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一位大师的非凡人生
他的一生跨越清朝、旧中国、新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有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等称号，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等共12种外语；他也是国内唯一一个有能力独立释读吐火罗语残卷的人；他还是中国现代东方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就是头顶“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项桂冠的季羡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曾有一篇博文说“当今社会，寒门再难出贵子”，但季羡林以自身的例子反驳了这种说法。1911年，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一个贫困的农家，在徒有四壁的家里，季羡林连个带字儿的纸条都没见过。在他的记忆里，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面。
由于季羡林是季家那一代里唯一的男孩儿，父亲让他到济南的叔叔家接受教育。叔叔对季羡林的期望很高，要求极严。为了把侄子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人，叔叔不惜代价，节衣缩食，给侄子报了两个课外学习班。季羡林从初一开始，每天放学后先去古文学习班学古文，晚饭后，再去学英文，一直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就这样，季羡林坚持了近八年，而且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八年的勤奋与坚持，为他日后的国文和外文的学习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留学，研究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等。由于战争缘故，他留在德国10年。1946年才抵达上海，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创立了东语系。回到北大后季羡林发现国内梵文典籍严重匮乏，研究困难重重。正在这当口，季羡林收到了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邀请他到剑桥大学任教。剑桥大学良好的科研条件使季羡林动心了。犹豫之际，对家庭的责任心使得他放弃了剑桥大学聘书，在国内艰难的条件下，他刻苦钻研，最终成为中国现代东方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文革”期间，身为北大教授的季羡林，却被安排在女生宿舍楼当看门人。即使这样，他也没有中断学习，他揣着小纸片，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罗摩衍那》。
季羡林经常给学生讲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买了这个妙方，它是用纸一层一层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纸卷，打开一看，纸上写着两个字：勤捉。买方子的人觉得上当受骗了，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它告诉了人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和真理——凡事没有捷径和窍门，唯有勤奋。
为了写《糖史》，已经80多岁的季羡林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坚持了两年。到了后期，生病住院后，季羡林还在坚持写作。为了写东西，他输液时都伸左手，留出右手写完了《病榻杂忆》。
季羡林博学多识、著作等身，这些成果与他的勤奋和执著密不可分。作为“国学大师”和“学界泰斗”，季羡林学术研究领域很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平均一年有20万字的作品问世，90岁高龄时，他在病榻上都没有停止过学习和写作。
以感恩和仁爱谢世界
留德时期，食物因战争而匮乏，季羡林为了给年迈的西克教授增加点营养，就克扣自己少得可怜的定量食品。
季羡林对他人都以礼相待。上世纪80年代初，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一名男生准备办理入学手续，需要找个人替他看管行李，他看到了穿着打扮似工友的季羡林，于是说：“老师傅，帮我看会儿行李，我去办手续！”季羡林欣然答应了。一个多小时后，那个新生回来对站在太阳底下的季羡林说：“谢谢您，老师傅！”第二天新生开学典礼上，那个让季羡林看行李的愣小伙儿傻眼了：给我看了一个多钟头行李的“老师傅”，竟然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
季羡林在住院的时候，一位年轻护士偶然对他说起某报正在连载老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并且说自己很爱看。老先生马上派人买来，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结果全医院的医生、护士等600人都得到了老先生认真签名的书。
温家宝总理曾这样评价他：季羡林之风，山高水长，让人景仰。他对于学术的热爱、家国的忠诚和名利的淡泊是后人学习的榜样，百年燕园也因他的气节而更显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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