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到天际
齐柏林在成为《看见台湾》这部纪录片的导演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他平时最大的兴趣是航空摄影。由于齐柏林经常从事航空摄影，慢慢地，他被台湾的《大地地理杂志》发掘出来。当时杂志社的工作人员找他，他还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觉得应该把拍到的最美的景物的照片提供给他们发表，至于拍的景物不好看的照片，他觉得不适合拿出来发表。“我们在台湾的高山上看到高山农业，我小时候对它的认知是，这群农民都在以非常勤恳、有毅力的方式，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与天搏斗，然后创造出高产值，满足我们的需求。那是一个很正面的认知。”后来，杂志社做了一个选题“大地的脸”，编辑让齐柏林提供一些不同类型的照片，比如：海岸线布满消波块和堤防的那种照片。当这个选题做出来之后，彻底颠覆了齐柏林过去的观念：原来这些建筑物会改变海岸的生态，可能会导致一些物种消失。这件事让齐柏林开始思考他过去见到的景物——在河流的源头兴建水电站、整座山上都是槟榔树……他开始从一个大地的观察者变成一个社会问题的观察者。“我们过去推崇的那种类似愚公移山的精神，其实不见得都正确。”齐柏林说。
齐柏林出版过30多本摄影集，其中有一本摄影集里全部是台湾的负面影像。他经常办影展，到各处演讲，呼吁人们保护环境。他说：“你会发觉很多人对这种议题的反应是很冷漠的，他们都觉得破坏环境、破坏地球的是别人，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我当时在大学演讲的时候，七八成的同学都在睡觉，不爱听，我讲得也啰唆。到2008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讲——拍纪录片。”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经费无法解决。租用直升机和购买这些空中摄影设备的费用，不是一个公务员能承担得起的。那时他非常痛苦，他说：“我很犹豫。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我就没有办法照顾到家里，而且又要牺牲我的退休金，值不值得？那段时间我非常讨厌自己犹豫不决的个性。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告诉自己：‘为了追逐你的理想，你明天早上就勇敢地去辞职。’可是每次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想到一家老小都要靠我來养的时候，就退缩了。”
最终促使齐柏林下决心辞职的是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那是台湾50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台风，在南台湾地区3天降雨量超过了3000毫米。当时齐柏林坐着直升机飞到山里，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了。“那是我第一次在飞行摄影时掉眼泪。”他说，“3000毫米的降雨量，那些雨落下的地方，不管过去有没有滥垦、滥伐、滥建的现象，即使是原始森林，也是撑不住的，那是一种毁天灭地似的破坏。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恐惧，台湾怎么了？它好像一个被诅咒的地方，近年来天灾人祸不断；第二个反应是心疼，台湾的森林资源非常丰富，千百年的林木以傲然的姿态矗立在山头，某种程度上这是台湾人的骄傲。土地能够孕育出这么珍贵的林木，却在那一次自然灾害里受到这么大的损失，我很心疼，很难过。但是因为重灾区在南台湾，台湾其他地区的人感受不到这种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放弃我的工作，来拍这个纪录片。”
齐柏林要面对家人了。当他跟妈妈说要把房契拿出来时，妈妈变得非常紧张和惶恐。因为在父母眼里，齐柏林从小就是一个不让家人操心的乖孩子，这么多年一直循规蹈矩，怎么会突然要房契。妈妈问：“要房契干什么？”当齐柏林说要辞职拍纪录片，拿房契做抵押时，妈妈非常反对。但是齐柏林的父亲非常理解他、支持他。齐柏林的儿子还在上高中，他问齐柏林：“你辞职以后，还有钱供给我读大学吗？”当时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齐柏林只能故作镇静，安慰儿子，鼓励他考上大学。
资金从来就没有完全到位过。制片人找到一点钱，就拍一段时间，没有钱就停下来继续找钱。他们花了整整3年时间，断断续续地把片子拍出来了。前后花费了大约9000万新台币。齐柏林不止一次想过放弃，“只要资金不到位，这种念头就会出现。”齐柏林说，“可是我又一想，我要怎么去面对赞助和支持我的人？影片最后面的那些感谢辞，从500块新台币到3000万新台币，帮助过我的人的名字全部都在上面。”
《看见台湾》是一部揭露台湾伤疤的纪录片。齐柏林说：“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通过新闻得知这部片子大概是在讲什么事情，并引起很大的反响，他就包场，让官员陪他一起看。看完之后，他们都很感谢我，谢谢我拍了这部片子，他们认为民气可用。主管部门以前没办法处理环保问题，就是因为很多官员都包庇姑息这种问题。所以他们感谢我，说他们可以抛下之前的种种包袱，来改善环境了。”
更让齐柏林没有想到的是，影片上映半个月后，行政当局就宣布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针对电影里提到的一些问题，提出解决办法。2017年3月，行政当局正式宣布，不准在台湾的高山上再开辟新公路。那些准备要建的，也都不能建了。
齐柏林说：“片子在台湾上映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我的，但批评我是骗子的，反而都是那些关心台湾环境问题的环保团体，他们批评我的原因是我的批判力道不足。可是台湾的电影票房、观影的人数可以证明，温柔的力量不是没有力道的，温柔的语言不是没有力道的，所以这个片子也影响了许多从事环保工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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