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妈
姥姥在我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就把我接到了水门口,还是从青岛机关幼儿园的小木马上接走的。妈妈既要上班,又要帶孩子,只能顾着我哥哥,把我放在长托幼儿园,几个月接一次。姥姥说,怕我一辈子都“不会笑”,就咬着牙把我接回了水门口。那个时候,姥姥的小女儿还不到九岁,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养活我,姥姥把村里能借的鸡蛋都借来了,又把从娘家带来的一对银镯子卖了,换了能摆满一张炕的鸡蛋。
从那时候开始,无论多穷,鸡蛋在我的生活里就没断过。蒸着吃、炒着吃、煮着吃,一个吃得下,三个也撑不着,我噌噌噌地往上长。半年后,妈妈从青岛来看我,简直认不出我了。“会笑了”的我笑得让姥姥都害怕,因为无论见了谁,我还没说话,就先笑。
姥姥说我四岁的时候就会串门儿了,而且准能吃得小肚子溜圆才回家。我至今也不能确定,如果没有水门口四年的“野生活”,继续在青岛机关幼儿园长大的我还会不会是今天的我。
有人作调查,问十个孩子,在两种妈妈中会选择哪种:一种妈妈生下孩子就一天也没离开过孩子,失去了最佳的工作机会;另一种妈妈生下孩子就去奔事业了,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条件。年龄小的孩子基本都选择了前者,成熟的孩子都选择了后者。我问姥姥:“你选择谁?”姥姥说:“那还用说?选第二个妈。”我庆幸上天给了我两个妈,前者是姥姥,后者是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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