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毁与底线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本书一旦问世，就如同人一样有了自己的命运。被禁毁还是被推崇，以什么样的方式流传下来，似乎都是一种宿命。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讲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这书本不畅销，可一旦被俞平伯、林语堂等人发掘出来，便成为名著。
与《浮生六记》相比，《水浒传》的命运要曲折得多。施耐庵写作《水浒传》，原定一百回（也有版本为一百二十回，或其他）。除了诸英雄聚义造反，还有被朝廷招安和征讨方腊的情节。这种安排，据说暗合了数千年来的社会现实——逼上梁山是官逼民反，被招安是反贪官不反皇帝，被皇帝利用去征讨同属异类的方腊则是尽忠。这样的安排，显然具有很强的“政治正确性”。如果没有这个“光明的尾巴”，此书恐怕连问世都难。
以上是关于《水浒传》版本的一些看法，未必都正确。
当年《水浒传》热销，并未引起当朝统治者的注意。明朝立国后，国势相对平稳，虽谈不上蒸蒸日上，却也足以守成。所以，这本书先后被翻刻31次，均未遭遇大规模禁毁。原因在于，统治者比较自信。
明末，有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天下随即大乱。当此之时，朝廷对《水浒传》有了特别的忌惮之心。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刑科左给事中左懋第上书，请求朝廷下令焚毁《水浒传》，皇帝准其所奏。
时局变易，“造反报国”的故事不能接着讲下去了，即使想要“曲线救国”，接受招安的情节也是不被允许的了。
被禁之后，《水浒传》又遭遇了金圣叹的“腰斩”。原本一百回的小说，到了他手里只剩下了七十回。金圣叹自作主张，只保留造反的故事而删除接受招安的结局。在金圣叹看来，这个故事的前七十回更有趣，特色更为鲜明。为了张扬这种鲜明的反抗底色，他把梁山诸好汉匍匐在地的那部分给删除了。
从故事的叙事上来讲，金圣叹的做法是高明的。被“腰斩”之前，《水浒传》是典型的社会问题小说，大家读了这本书以后，都在讨论“宋江等人的悲剧是如何产生的”；被“腰斩”之后，这本书就变成了典型的武侠小说，如何造反，用什么手段笼络人心、拉人下水，如何聚集力量，就成了故事的核心。这样，小说的可读性就大大增强了。但这样一改，原本的“反贪官不反皇帝”就变成了纯粹的“造反有理”，其结局自然不妙。所以，《水浒传》在清朝依然屡遭禁毁。
在禁书这件事上，其实是有一个底线问题存在的。对底线有所了解之后，书生们就掌握了游戏的底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禁毁书籍，不仅古代中国有，国外也有。关于西方人的禁书，黄裳写过一段文字。他说：“还曾有人做过规定，以尾巴骨为中心，画一个尺半左右的圆圈，禁止谈论圈内的一切东西，只赦免了胃。”这里，就明确限定了可以讨论的范围。逾越了这个界限，就是有伤风化的和必须禁止的。
颁布禁令的人自己内心也清楚：禁令能否得到有效执行，主要还在于是否具备可操作性。而为了让禁令具备可操作性，有时候也必须做一点妥协。比如说，一个故事不能反皇帝，但可以反贪官。再比如说，无论内心多么坚定的道德家，都知道欲望是无法根除的，但是，围绕尾巴骨画一个圆圈，把“下半身”圈出来，一切就纯洁多了。
这种妥协的存在，容易让人看穿始作俑者背后的算计。
清末，“辫帅”张勋在江防大营搜捕革命党人。凡是剪掉辫子的年轻人被抓住以后都要砍头，一时人心惶惶，气氛极为恐怖。
当时，有手下人问张勋：“和尚杀不？”
张勋说：“年轻的杀。”
手下人又问：“尼姑杀不？”
张勋说：“漂亮的不杀。”
看似简单的问答，暴露出“辫帅”的独特口味：原来，大帅是个“怜香惜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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