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两个我
记得一位作家说,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两个“我”,一个是行走坐卧的“我”,一个是能够欣赏行走坐卧的“我”。两个我,前为客,后为主。后者对前者,是审视,是监督,是把持,而最高的境界,是欣赏。有人无人处,时时让暗处的“我”,静静打量一下明处那个说着、做着、悲欢着的“我”,不是随意地、可有可无地,而是带着审视意味地一一凝视,这种凝视的力量或许极其稀薄,但那些刹那间的审视、观照、反省、觉悟,慢慢集中起来,会将一颗心打磨得玲珑剔透、熠熠生辉。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一直坚持每天长跑一小时,拿独处的时间,得一份安静和沉默。他撰文说:“一小时长跑,对我的精神健康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课。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可。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
还是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却说:“我是诗人,摘去画皮就是俗人,再摘去画皮就是诗人,再摘去画皮就是俗人,再摘去画皮就是诗人。我是怎么也剥不见核心的洋葱。”眼见得他不仅去凝视,而且把“外我”一层层剥了皮。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其内心,看似顽石一样难以破碎,其实也如洋葱心儿那般缓慢清甜地细嫩。
一个人,多情又敏锐地对待自我与万物,对这个世界来说,总归是一种幸运。
应该说,所有的省悟,都是对自己观照和凝视的结果,像熬中药,从芜杂的枝枝叶叶里,熬出性甘微苦的清澈药汁,疏肝解郁,镇痛安神,让内我通达,外我春风,内外和谐,身心康泰。
省得以后用悔恨的眼泪,去嚎啕良药。
《徒然草》里说,若心中有主,则万事不入我心。这个“主”,便是那个“内我”。内我清醒,有主见,外界的是非恩怨,尘嚣烦恼甚至指责叱骂,便缠绕不住、阻碍不了。
画家石鲁,算得一位自信的狂人。在他笔下,华山奇险、黄河咆啸,山水皆格调高亢,惊心动魄。即使是安静的植物,也各有个性,松柏挺拔,兰梅冷峻,刀刻刃勒,痛快沉着。这种犷率硬朗,恰如其人,优游不迫,沉着痛快。时人不得解,指责说“野、怪、乱、黑”,石鲁一笑,作打油诗回应:“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石鲁画风、人格的协调,恰是“内我”对“外我”的观照与扶持。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信奉原则,坚守底线,不为外界所动摇、绑架,也便算得一种清新简单的圆满了。
想一想,我们一生有多少次能守住“外我”,为自己当家作主呢?“走、走、走,搓一把”,就跟人去搓了;“走、走、走,喝两杯”,就跟人去喝了。看到别人贪,我也想贪;看到别人盗,我也想盗。那个“内我”,多么地软弱无力。
山西一位分管煤炭产业的副市长,贪腐多年,数额累至6。44亿,终因贪污受贿被逮捕。想来,这么多年,他的那个“内我”一直缺席着,被外物绑架,被享乐绑架,导致良知泯灭。
曾经创作了《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优秀作品的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受到总统肯尼迪的宴请。福克纳拒绝了。他说:“我老了,不能去那么远的地方跟一帮陌生人吃饭。”他遵从着内我的约定,不为表面的风光荣耀迷惑,牢牢坚守着自己的本心。
曾国藩有条家训曰:养得胸中一种恬静。这是他治世经验的精粹。年轻时一度举止轻浮、荒唐无度的浪荡公子哥,从接受父亲“节劳节食节欲”的告诫后,便痛下决心,立志塑一个全新的自我。
他拜倭仁为师,寻求上进,老师教他每日一记,在日记中直面外我,反省外我,改正缺点和错误。从1839年始,曾国藩坚持写日记三十多年,直至去世。曾氏日记,是他内心世界的一次次反省,一点点矫正。一位恬静安然的大儒、理学宗师的诞生,终离不开自我内省的能力。
先贤孔子曾经告诫弟子子贡:人生的更高境界,是内心拥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君子之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即使富贵了也能保持彬彬有礼。
我想,这种欢乐,便基于“内我”的清醒和睿智;所以当子贡以《诗经》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作比时,得到了孔子的赞赏。“切、磋、琢、磨”,用之于修身,不就是“内我”对“外我”一点点审视、矫正、完善的过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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