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菲：我不要死于一事无成
2010年年初的一个清晨，库菲和两个女儿、姐姐正从阿富汗东部城市前往首都喀布尔，汽车沿着狭窄、崎岖的道路前行，道路两旁一面是山，一面是水。忽然，一阵枪声响起，子弹纷纷打在车身上。“每个人都吓得不敢说话，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一切。接着，第二轮枪声响起，我们看到他们在河对岸射击。”那天，袭击持续了半个小时，两名护卫警察当场牺牲。库菲紧紧抱住女儿趴在汽车座位底下，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37岁的法齐娅·库菲，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国会议员，现任阿富汗国会副议长。对长期蒙面长袍的阿富汗女性来说，她代表了这个国家的一种新形象。库菲的一生，就是阿富汗的一部当代史。她与自己的国家一起经历了苏联入侵、内战、塔利班掌权、美国驻军、卡尔扎伊建立新政府等一系列战乱和变革。在动荡中，她投身政治，承受种种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阿富汗的医疗教育、女性权益等问题奔走呼号。因此，她是塔利班的眼中钉。他们跟踪她上下班，枪击她及其家人、随从。企图在她必经之路上埋下炸弹，炸毁她的车子，甚至还组织杀手袭击派来保护她的警卫队车子。她每个月都能收到“我们要取你性命”的恐吓信。“塔利班和那些一心想堵住我嘴巴、不让我抨击阿富汗政治腐败和骄横领导阶层的人们，看到我就不舒服，除非我死了。”
库菲并未被这些威胁吓住，她每天工作到午夜，打二百多通电话，每天天不亮，就接待排着长队等在家门口、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们。她集中精力兑现当初选举时的承诺，积极开展女性培训教育工作，修建儿童和妇科医院，还为阿富汗谋求更多的外部资金和援建。可她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总有不少男议员与她针锋相对。每当她发言时，他们就叫嚷着百般阻挠，若有男议员支持库菲的观点，就会被其他人取笑为“女权主义者”——对一个阿富汗男人来说，这是奇耻大辱。
成为议员后，库菲又忙着竞选国会副议长的职位。这引来了更大的非议和反对，谣言和诽谤几乎要将她淹没。竞选对手造谣说，库菲有个在迪拜的男朋友资助她竞选，还说她为了竞选而离婚，却向外界撒谎说丈夫死了。在阿富汗，一个女人的名声相当于她的一切，竞选对手深知这一切，在各处散布谣言，试图阻止库菲参选。竞选演讲当天，有竞争对手找到库菲，说如退选就给她一大笔钱。库菲不理，但心里震惊和厌恶：“怎么可以用钱去赢得如此重要的职位？”
因担心遭遇不测，库菲每次出门前，都会给两个女儿留一封信。很多人问她：“整天活在死亡笼罩的阴影里，为何还要继续从政，甚至参选总统？”她回答：“为了解放阿富汗妇女，为了一个更好的国家。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死的。”
“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
从出生那天起，法齐娅·库菲就注定是个“该死的人”。
库菲出生在阿富汗东部边境的巴达赫尚省的达尔瓦兹区，爷爷是部落长老，父亲瓦基勒·阿卜杜勒·拉赫曼是阿富汗国会成员，他们为官勤勉，愿意帮助穷人，在当地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库菲的父亲有七个老婆。遭受丈夫的毒打对阿富汗妇女来说是家常便饭，库菲的母亲也不例外，有时仅仅会因为她没有把米饭煮得一粒粒分开，拉赫曼就会拿起煮饭的金属长铜勺朝妻子的头上砸过去。库菲不止一次看到，被打晕的母亲苏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抓一把热柴灰止血，然后继续干活。
生育把母亲折磨得疲惫不堪，她一口气生了七个孩子，身体已经垮了，但这依然阻挡不了父亲继续娶妻的脚步。母亲怀库菲的时候，父亲又新娶了一位妻子，才14岁。母亲把赢回丈夫宠爱的希望寄托在生一个儿子上，因为女儿在人们眼里“毫无价值”。在经历了三十个小时的疼痛之后，她生下了库菲——一个个子小小、皮肤乌青的女孩。
听说是个女儿，她几乎已经没有力气去流露失望的神情，甚至转过脸不愿意看一眼。没有人在意这个小女婴的死活，库菲被裹进一个棉布襁褓里，放到屋外，她在炽热的太阳底下烤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可还是没有一个人来看她。人们想让这个女婴自生自灭，但她活了下来。“人们开始怜悯我。把我抱回屋内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好多了，见我还活着，喜出望外。她后来告诉我，那一刻她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让我受一点点伤害。她似乎明白了：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她应该好好爱我。”库菲从此成了母亲最疼爱的女儿，也正是靠着这份疼爱，她成了家里第一个获得上学机会的女孩。可是，1979年，库菲还不到4岁，阿富汗发生政变，库菲的父亲被枪杀，库菲跟着母亲开始了逃亡生涯。
在颠沛流离中，库菲曾冒着塔利班的战火，穿过一条条黝黑的街道坚持去上英语课；在逃命的车上，背诵数学、化学公式。她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在这个男人主宰的国家出人头地，女孩子非得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可。高中毕业后，她获得了喀布尔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医生是她梦寐以求的职业。
“政治是我另一种意义上的丈夫”
21岁的库菲拥有着大多数阿富汗女人想都不敢想的爱情和幸福婚姻。
1993年11月，母亲弥留之际，库菲第一次见到她未来的丈夫、前来提亲的哈米德。在伊斯兰文化里，除非婚约已经得到同意，否则女孩不可以见向她提亲的男孩。病房空间局促，库菲看到了身材瘦削、脸庞英俊的哈米德，他帮库菲照顾母亲，动作温柔、仔细。
哈米德做金融业务，还在大学兼职当教师，是库菲喜欢的知识分子类型。但库菲的哥哥想让她嫁给一个有钱有权的人，于是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哈米德必须以库菲的名义买一套房子，赠送大量的金银珠宝以及两万美元。哈米德并未放弃。第二年春天，他卖掉了老家的房子和土地，带着礼金再次前来求亲。
库菲将自己的婚礼称为“一场塔利班式的婚礼”。彼时，塔利班的恐怖统治正严，命令男子必须缠头巾蓄胡须，女子必须穿蒙面长袍，婚礼不允许奏乐、拍照、宴请宾客。库菲还记得，她与姐姐逛街购物，目睹一位没穿蒙面长袍的妇女被几名士兵打倒在地，她的丈夫怕遭牵连，竟当场休妻，以脱离关系。
婚后仅仅一周，塔利班突然闯进了库菲家中，逮捕了哈米德。库菲几经努力才救出了丈夫。随后，哈米德又两次被捕。由于频繁的牢狱折磨，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并染上肺结核，不久后离世。在营救丈夫的过程中，库菲真正见识了这个国家的黑暗，这成了她走向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库菲是当地为数不多会说英语的女性，1999年，她被一家联合国援助机构邀请，参加一支由护士、医生和后勤人员组成的60人的队伍，穿越十来个偏远地区，调查当地人民的医疗和营养需求。当时，她的小女儿舒拉只有三个月大，但库菲没有犹豫，用布袋裹起舒拉，上了路。
因库菲的父亲在当地享有威望。调查队所到之处，村民们一听到库菲的名字，都以为她是代表父亲而来，争相反映工资纠纷、土地争端等问题。调查是1月份开始的，天气寒冷异常，当地村民们用动物刚排出的粪便给熟睡的婴儿保暖，他们担心孩子们被冻死，却不知道粪便容易造成疾病或感染。六周的调查结束后，库菲意识到，只有参与政治，才能真正改变阿富汗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
2001年，联合国在当地设立儿童基金会办事处，库菲申请到一份儿童保护干事的工作，成为阿富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唯一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开始了“为女性权益斗争”的初次尝试。库菲利用业余时间筹集资金，协助安排小额贷款给想要创办小企业的女性。
命运很快为库菲的政治生涯提供了更大的舞台。2005年，新组建的阿富汗政府宣布实行议会选举，库菲决定参加选举。每次竞选演讲中，她都会赞扬阿富汗女性的坚强和骄傲，称她们是“不可阻挡的阿富汗女性”。最终，她以8000票的绝对优势成为了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国会议员：“如果不是心爱的丈夫，我现在也许会是一名医生，那才是我梦想的职业。”
“作为一名议员，我在工作中尽量帮忙解决每一个不公正问题，但愿以此弥补我自始至终没能做到的一件事，那就是拯救哈米德的生命。”库非说，“此时，政治已成了我另一种意义上的丈夫。”2014年，这个历经磨难的女政治家，将带着选民的期望和“真主的使命”，奔赴总统竞选的权力角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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