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做没把握的事儿
从小学到中学，我从未当过学生干部，也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可是在进大学后，我被选为了学生议会的议员。这是我承担的最没把握的工作，我觉得自己肯定会干得一团糟。可是，做起来了，却没有想像中那么生疏和困难。当我因为表现突出被提升为学生议长后，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悟——没把握的事情其实也能干好，那么，为什么非得等到时机完全成熟了再去干呢？很多事情，机会成熟的时候，也就是竞争激烈的时候，为什么不在旁人还在观望时自己先出发呢？我很想写一本小说，然后把小说改编成剧本，再组织自己的剧团上舞台演出。写小说的时候，我开始学习剧本构造；改剧本的时候，我开始招募剧团成员；排练剧本的时候，我开始联系表演场地……写了半年、改了两个月、排练了一个月，一年之后，我组建的学生剧团在学校的大礼堂公演，大家都说这是个奇迹。
我也从未接触过西洋舞蹈，但我很想在舞台上扭动灵活的腰肢，漂亮地踢踏。刚开始学习时，我全身上下都是僵硬的，一个星期后，就有了新的感觉，再过四周，我已经可以自如地控制每一块肌肉每一个步伐，我就这样上了百老汇的舞台。
我说话有点口吃，家人想了无数办法都没能让我改过来，可是我自己在一个月内就纠正了这个不好的习惯。为什么？很简单，我加入了辩论团，而且要去参加国际性的大专辩论赛。我想要当一辩，我嘴里含着小石头对着大操场疯狂地磨炼语速，只要有空就下意识地说绕口令。就这样，口吃自己跑了。
大学毕业，我申请斯坦福时，除了标准的申请表外，我还编了一本名叫《Close-Up》的杂志，用图、文把我大学的经历全部呈现出来，厚厚的一大本，翻开来，星光灿烂，全是我的得意之作。斯坦福有没有要求我做这个？没有。但我做了，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是最善于把握这种没把握的机会的人。那一年，我成了斯坦福惟一一个来自台湾的MBA，教授告诉我，台湾的考生数以万计，但最后偏偏录取了考试成绩在千名之外的我，打动他们的是那本《Close-Up》杂志，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具有成功潜质的人。
进入斯坦福后，我觉得除了学业，还有更多没把握的事情值得我去干。所以，我穿上黄马甲，成为了华尔街的见习操盘手，成千上万的资金从我手里流进流出。我还进了微软、戴尔和通用汽车，虽然不是什么管理部门，但是我学习到了企业文化，掌握到了商业运作的整体流程。百姓看史书是嗟叹历史成败，枭雄看史书则是吸纳帝王之道——我正在学习商战中的帝王之道！
MBA毕业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去当一个作家，于是我回到台湾开始写小说，很快就出版了十来本，我就这样成了著名作家。
后来，我想要过一种云游僧人的闲散生活。于是先到北京，随后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在上海滩的高级酒店吃过肥美的鹅肝，也在西藏同胞的帐篷里啃过干馕。不管日子是苦是甜，我都很快乐。
佛经上有一个故事：有两个和尚，一穷一富，都想去南海朝圣。富和尚很早就开始存钱，穷和尚却仅带着一个钵盂就上路了。过了一年，穷和尚从南海朝圣回来，富和尚的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富和尚问：“尔困，何以往南海？”穷和尚答：“吾不往，则终日癫狂，行一步，则安一分。尔稳重，故尔在！”翻译成白话文很精彩：“我不去南海，就心里难受。我每走一步，觉得距离南海就近一分，心里就安宁一点。你这个人个性稳重，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所以，我回来了，你却还没有出发。”
所谓十拿九稳的事情，往往是获得回报最少的事情。要做，就去做那些没把握的事儿——你觉得没把握，别人同样觉得没把握。但是你做了，就有成功的可能；不做，就永远只能看着别人成功。风险与收益向来都是成正比的，投资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
是的，我只做没把握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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