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道德”面具
作家阎连科带着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班的作家们，刚刚完成半个月的日本游学。我请教阎先生对日本人的总体印象，他提到了“太强的仪式感”。他的评价本身不含褒贬，但存有怀疑：日本的文明是不是过于形式化？是不是超出了必需？客人已经背身离去，日本人有教养的做法是对着背影也要鞠躬。在日本，不礼貌是不可原谅的，给别人添麻烦是可耻的，不守规矩是被鄙夷的，哪怕一个幼童，也要时时生活在“礼”的复杂规训中。使用筷子，是用餐礼仪之一，禁忌就不止十条，比如不能搁置在碗盘上，不能舔筷子，不能插入食物（即使它圆且滑），不能连续夹菜……人处于现代生活中，想要享受它赋予的便捷舒适，就要忍受它对你的规训，没什么好说的。不过，这种忍受最好是适度的，刚好能维持社会的运转。在日本，我总觉得“礼”大大超出了它实际的意义，而且形式严重地大于内容。同样的道理，顾及他人的感受，这是人类社会化发展的道德准则，但发展得过了头，这种顾及就变得完全程式化了。请问，谁来顾及那个处处唯唯诺诺的灵魂的自我感受？
旅居日本十多年的王东留意到一个现象：日本人选择跃轨自杀的比例非常高（东京地区平均每天超过一例），而且很多自杀者会选在交通枢纽、高峰时段。当人们选择结束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绝不给他人“添麻烦”的一生，却以这种制造麻烦的方式最后报复一下，真是让人感慨。
我第一次夜间去居酒屋，是在东京六本木附近。踩着嘎吱嘎吱的木楼梯上去时，我恍然觉得到了北京的簋街——呛人的烟味儿，放肆的说笑声，酒瓶蹾到桌子上的响声。没想到的是，阁楼上是完全封闭的空间，而且，里面基本都是穿着职业装的日本人。
女孩子们端起大只的酒杯，男人们则扯开领带，解开领口和袖口的纽扣，那个“去他的礼仪”的场景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我在想，这里的某个人，稍后会在寂静的街头醉卧或狂啸吗？
日本人很喜欢一个人去K歌。几年前，我在东京更是看到一种很像公共电话亭的单人K歌房，一个紧挨一个，空间透明而局促，但隔音很好。于是就呈现出一个个声音被消掉、扯着嗓子、扭曲着脸、歇斯底里的人唱歌的诡异画面，那可不是正常享受歌唱的神情。后来听说，这种“ONE卡拉OK”非常受欢迎。好吧，但愿更多的人以这种方式得以排解压抑。
我这算多愁善感吗？我总是想，一种文明形态，如果在高度繁盛、高度规范的表象下，却以极大地压抑本性为代价，人的痛苦是不是远甚于蒙昧而野蛮的时代？
我的作家朋友柴春芽移居日本已有一段时间了，他的一双儿女在日本的小学和幼儿园接受教育。我问他，日本的教育理念强调的是尊重天性还是遵守規则？他说当然是后者，孩子一进幼儿园，就被灌输各种行为规范，事无巨细。
对日本人的处境每多一分了解，我就对自己的判断多一分确信——日本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儒教国家。
大和民族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从西方世界学科学，学民主，学现代管理，有样学样，直到有一天看起来做得比师父还像样。但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之一，是更多地顺应人的天性，这在其基础教育环节体现得非常充分。自爱和自我满足不受压抑的人，才更可能产生发自内心的博爱。而在日本，“礼”依然是负担，是外在规训，人们从小就要接受充满仪式感的表演训练。
柴春芽正在创作的作品，就是借助久居日本的那些外国人的眼睛打量日本。西方人大卫对他说：“这是一个幽暗且幽暗的国家，有许多幽暗的角落。人们生活在谎言中。整个日本，富丽堂皇，像迪士尼一样，但在华美的帘幕背后，是怎样运作的呢？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大卫说的谎言，我想不是表面意义上的谎言，而是全民族的人格分裂，是一种“表演礼仪”的集体无意识。我不会去评判一种文明的好坏，只是想让自己看到文明的更多面相，以及它的宿命——从文化基因而言，日本还没有完成“脱亚入欧”，也不大可能完成。
我们常评价说，日本已是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但也许，道德教化上是个例外。它像一个孤绝的文明发展的范例——过分的道德近于非道德。对于国人来说，这可能是有点奢侈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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