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的报复
同大多数经济犯罪人一样,李星一进门,就对自己因钱而跌了这么重重的一跤而感到极大的悔恨,面对我接二连三地发问,他耷拉着脑袋,显出一脸的无奈与难堪。他说他没想到,与人侵吞公款137万元让他跌了重重一跤,因此而背负了13年的刑罚。漫漫13年,囚禁的不仅是自己的人身自由,更让他在事业的巅峰折戟沉沙,他的梦想竟如此地不堪一击。应当说,年轻时的李星其经历还是非常幸运并令人羡慕的。1971年,他初中毕业后,就被招进省水电工程局,成了一名国企职工。由于自己勤奋好学,工作踏实,第二年就被单位推荐上了咸阳机器制造学校。毕业后他做过普普通通的一线工人,有过泥里走、雨里泡、汗水浸背、泪水蒙眼的艰难经历;也有过看仪器、求数据、搞验算、开夜车、熬红眼的成长过程。他出身于农家,骨子里有的是关中汉子坚韧不拔,忠于事业的信念。西安雄伟的黑河引水工程,宝鸡冯家山水库修建工程,延安市延河治理工程,他都参加过。他还两次走出国门带领水电工程队的员工,在底格里斯河上修建跨度达到550米的库伏尔大桥,他还挥师西上,在扼红海咽喉的突尼斯国,修建其城市排污工程,为非洲土著人修筑惠及万民的农业灌溉工程。每当提起这些,他会不由自主地拿出自己在外建设工地的留影,向所有在场的人夸说,喜悦之情谥于言表。
他由一名普普通通的企业员工成长为一个有胆有识、智勇双全的企业领导。在水电局领导的眼里,他是一个好部下;在诸多部下的眼里,他又是一个好领导;在父母的眼里,他是一个好儿子;在妻子的眼里,他是一个好丈夫。李星对金钱的占有欲望并非与生俱来,随着在单位地位的升高,对外应酬的逐渐增多,方方面面都需要钱,为了工程,他用自己的工资奖金招待过投标单位负责人、上级部门领导。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也太寒碜。他曾把工地上的废旧材料卖掉,用不入账的钱来支付应酬,但那太不值一提,且少得可怜。一些大型工程项目的中标,往往要在事先投入一大笔资金,虽然有悖法律,但那是行业运行的规则,根本不好规范,而且在生意场上,不少比自己地位高、权力大的人也心安理得的做着。
直接让李星心理产生裂变的是他作为连续几年的后备干部,三次提升机会居然无缘。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工作不错,应当得到提拔。直到有一天,一位所谓局内人士半开玩笑又十分郑重其事地告诉了他一个“潜规则”:“工作干得再好,也是白费力,不是有人讲: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光跑不送,平行移动,连跑带送,往上调动。”听过此话,再联系到自己平时工程中遇到的一些事情,李星仿佛得到了某种启发,他的心理天平也慢慢地失去平衡。既然升迁无望,趁着自己在位,能多得一些额外的利益,也算是一种补偿。现在不是流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说法吗?就这样,他开始了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
从1996年4月到1998年6月,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他伙同下属出纳李某采用虚列支出,收账不入等不法手段,侵吞公款137万元,并用偷梁换柱的手段,将用公款购买的一辆六缸切诺基占为己有。钱这个曾经让他心动,又让他心痛的东西,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写就了如此黯然的败笔。他想用钱为自己建造幸福生活,其实是给自己制造了一场噩梦,难怪法国伟大的作家萨岗说:“钱是幸福之门的一把钥匙,钱实在是一个好佣人,但却绝对不是个好主人”。李星的犯罪行为在卸职短短几天之后,就败露了。
开庭那天,面对检方铁证如山的指控,面对十几位亲人黯然神伤的面孔,李星这才感到了深深的后悔和愧疚。2003年6月,他被公安机关突然隔离审查,整个家面临了一场灭顶之灾,女儿正要中考,在冲刺的关口,需要父亲给她多一份关爱和支持,然而,他就这样不体面地离开了女儿,那个优秀的孩子,稚气的心灵,遭到难以忍受的伤害。就连平日硬朗、健康的老父亲,也无法接受他踉跄入狱的沉重打击,突犯高血压,导致面部瘫痪。孤苦无助的妻子在为他一次又一次奔波与呼救中,患了精神分裂症。
如果说自然力的危害不可抗拒,而这一次却是自己精心编剧和导演的,就连那个大学毕业,才华横溢的女出纳,也因他而背负了一生的罪责,把自己美好的人生年华,葬送在深牢大狱之中。他的犯罪行为,不仅让他失去了工作,更让他在自己事业的巅峰上猛然跌落,他不该失去的和因此而正在失去的乃至将要失去的东西,恐怕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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