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哈佛的博士才自卑
每次翻书，看到写书的人自我介绍的部分，心里就忍不住纳闷—这些家伙，除了从一个大学毕了业、再从一个研究所毕了业、再进了另一个大学去教书之外，他们这辈子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没发生过吗？对很多爱写书的学者来说，事实的真相，恐怕正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除了分别用A大学、B大学、C大学来当坐标之外，的确没有更理想的标点符号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会这么心甘情愿、理直气壮、与有荣焉地，勇敢地把以大学为坐标的人生地图，公布在大家的面前，一定是因为—这么几所大学的名字，总能够代表或证明些什么吧？
是啊！大学的名字，到底能够代表些什么？
我有位好朋友，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他在爱情上过得不顺利，大家就总会努力帮他找些合适的对象。
可每次到了要安排见面的时候，他就会很干脆地回绝：“算了，人家不会对我有兴趣的！”
这时必定有人会加油打气：“没兴趣？！你是哈佛的博士哎！怎么可能没兴趣？！”
我这好友就必定会回答：“哼！博士又怎么样？！哈佛又怎么样？！”
大学不对劲
我自己从一进大学开始，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不对劲的，是我遇到的大部分学生，还有大部分老师，都不知道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地方。
我的同学，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人生第一次没有人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我的老师，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老师惟一不用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这并没什么不好，不过，我会感到不对劲，是因为这种“大家不管大家”的局面，竟然就是“大结局”了。
你被当掉也没人管，你不好好教书也没人管。连人格展示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人格的养成了。你有机会展示的，是打桌球的技术、避孕的花招、摆地摊的口才。
偏偏我认为，大学的一项重要目标，应该是养成人格，而不只是“养人”而已。
大校的风范
我在向好莱坞周边的学校索取研究生申请书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各校不同的理念。
拿我后来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我发现他们在筛选时，并不重视拍电影方面的经验，而是以你的创作潜力做最优先的考量。
这种标准，使得我入学后，发现同班的研究生，具备了各式各样的有趣背景—有念经济系的、有念法律的、有念人类学的。
加州大学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拍电影这件事，应该登得上学术殿堂，但你从创设期开始，就必须构思：如何扩大电影人的视野，如何使电影的人文基础更深厚，如何使一家电影摄制的研究所，不至于落为“职业训练班”。
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像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各类职位，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强硬原则。
我的性格，受困于体制的可能，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我很扎实地受了惠，因为那个体制，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
大学之所以能“大”，大学之所以能“学”，都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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