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
年近半百才学经济学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1946年，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主攻铁道机车。1950年毕业后，舍弃上海滩的荣华，自愿远赴千里冰封的齐齐哈尔铁路局，等待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火车司机。
从那时起，茅于轼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驾驶机车在保持正点的条件下，使燃料消耗为最小。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全面深入地学习了数学，并通过苦思冥想，得到择优分配的重要结果。由于勤奋上进、刻苦好学，很快被提升为技术员、工程师，并于1955年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
1958年，茅于轼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农村劳动，1978年才获平反。20年的劳动实践和潜心研究后，他于1979年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1981年，他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北京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正式接触到现代经济学，并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使得我们国家富起来。后来我发现，国家更需要经济学，于是开始转向”。20世纪80年代初，茅于轼申请调入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主攻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他认为，在社科院美国所的10年是自己进步很大的10年。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脚步的加快与深入，茅于轼有感于国人在经济常识方面的匮乏，开始写起了散文、随笔，向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1986年，他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他不断用经济学家的眼光观察和思考，这些思考的一部分结果，体现在他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未来，一时洛阳纸贵，声名远播。
之后，《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相继出版，一发而不可收。
1993年，茅于轼从社科院退休，与其他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天则”语出《诗经》，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天则所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邀请国内外有创见的专家学者讲演，进行实事求是地讨论和批评，畅所欲言。
如今，天则所旗下不仅聚集了张曙光、盛洪、樊纲、汪丁丁等一批实力派经济学家，而且“已经走出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
“别人的穷困并非与我无关”
1993年5月，茅于轼的夫人赵燕玲向“希望工程”捐款200元。3个月后，老两口收到了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一个孩子的来信。经济学家从这封信的背后看到经济问题：当地农民在上学、治病、发展生产方面面临相当大的资金缺口。茅于轼决定以这个黄河畔的小山村为试点，向农民提供小额资金贷款。
第一笔注入基金会的资金是老两口的500元，之后是他的朋友、亚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的200元，其他的来自亲戚朋友和一些热心的学者专家。“众人拾柴火焰高”。截至目前，基金总额已达40万元。基金由龙水头村专人管理，向该村村民提供贷款，用于上学、就医、买种子化肥和生产资料等。这些贷款向贷款人收取12%的年利率，而用于上学、就医的贷款是无息的。这10年来，这些小额贷款的还贷率达到98%。10年前，龙水头村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现在家家普及了电视。
茅于轼坦陈，以往自己对金融在社会生产力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龙水头村项目使他懂得了农民对资金的强烈需求。“我国扶贫基金的年利息是24%，我们的项目只有12%，每年都向当地税务所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而且自从有了我们的贷款，村里的高利贷便消失了。”
通过龙水头村项目，茅于轼深刻悟出了金融的内涵。一个小的扶贫基金，具备一切金融运作的最基本要素，像安全性、效率性、管理、监督……龙水头村项目的成功，也证明了茅于轼多年的经济学观点：农民是有信用的；信用是有价值的；小额贷款的投资是有回报的。
从职业学校校长到财富论者
龙水头村项目的成功，使茅于轼对信用价值和小额贷款的信心倍增。于是，他于2002年3月在北京通州区张湾镇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民办非赢利家政学校—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茅老说：“培训从初级到高级，实际上我们是在为这些农村进城人口提供人生发展的道路，希望每个学员都能走向成功。”
如今，80岁的老人不改平民作风，每天蹬自行车一小时在寓所与天则研究所工作室之间往返，笔者也曾多次在北京的地铁里与他邂逅。他就是这样一位关注草根阶层的经济学家，一位勇于实践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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