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的“勤杂工”朱军
高立民把我领进央视后，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楼打开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当时全办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决定。我去得早，他们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红烧肉一类的好菜。所以中午十一点半之前我就开始惦记这件事情。打回饭，帮他们送到桌上，看着他们吃得开心，我有一种满足感。其实电视人的性格很多是外向和张扬的，并没有什么等级观念，日子一长，陌生感就消失了。节目组开会是我最兴奋的时候，可以见很多人，可以了解大家都在忙什么事情。那时《东西南北中》是中央一套黄金时段的节目，每周六晚上20：10的CCTV-1播出，当时CCTV-3综艺频道还没有开播。中央一套的节目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当时正在策划《东西南北中》春节后的第一期节目。我在组里打了半个月的杂工，当了半个月的剧务。有一天高立民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两个领导认识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制片人孟欣，另一个是当时文艺部主任邹友开。
孟欣是在中央电视台遇见的第一个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见面之后的一天，孟欣提出要看看我的资料，我毕恭毕敬地把在书包中揣了半个月的录像带拿了出来，双手捧着交给了孟欣。看录像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等待，邹主任正好经过，淡淡地问了一句：“这个小伙子是谁？”
我胆怯地说：“主任，是我。”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底气。
在孟导的建议下，我拎着自己的行李，“三牙一毛”，加两件衬衣，和崔亚楠一起来到了位于翠微宾馆的单身宿舍。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间，两个大男人住显得非常小，但是房间有一个向阳的窗户，在我看来这间房子象征了太多美好的事情，我不但可以不交钱，白吃白住，而且终于可以在早上醒来的时候看见阳光了。
住在翠微宾馆的日子开始让我觉得踏实了一些。每天早上，我和亚楠坐地铁上班。兰州没有地铁，北京的地铁很快，我们只需要坐一站就到了。那时候地铁票价是五毛钱，对于我们这样的短途来说实在是不值。于是为了省钱，捎带着锻炼一下身体，我们每天跑步上下班。看到长安街上来往的车辆，我心里偷偷地琢磨：奋斗10年，我怎么也能开上辆“奥拓”吧！
初春的一个午后，孟欣对办公室所有的人说：“今天晚上开《东西南北中》新一期的策划会，大家该准备的准备一下。”
于是，编导们纷纷打电话请人，整理材料，我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事情，也不敢问，心想：只要他们能带我去就行了。
晚上，我们从台西门出来，打了一辆“面的”，接上许戈辉，我们到了京丰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在那里我又见到了另一位仰慕已久的著名策划人焦乃积先生。请外脑策划是电视台做节目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无论是《东方时空》、《实话实说》，还是我们的《艺术人生》都是如此。策划是一个由虚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结构节目，更重要的是探讨节目理念。
此时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当然也没有发言的资格。听着大家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我觉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张开着，脑子跟录音机似的，几乎能背下他们所有说过的话。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太过敏感，对专业的敏感，对每个人、每件事情的敏感，还真让我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策划会一连开了七天，天天挑灯夜战，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越是才思泉涌。最后一天的晚上，节目的基本样式确定了。邹友开主任来了，大家需要将策划的结果汇报给他，批准后就可以领经费开始拍摄工作了。
忽然，孟欣说：“朱军，你给邹主任说说我们这几天讨论的结果吧！”
要我说？我连自己在这期节目里干什么还不知道呢！但是，她确实要我说，我没有紧张，因为我连紧张的时间都没有。
那就说吧！在这个节目组中，头一次，不是说中午盒饭的事，而是1994年第一期《东西南北中》的策划方案。听我说话的人是能决定我命运的人。
相声演员，记性好，再加上太多敏感，竖着耳朵听的东西一句都没落，我当时连相声“贯口”的工夫都用上了，一气呵成。尽管仅仅是转述别人的观点，20多分钟吧，房间中就我一个人在说话，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事后很久，孟欣说，就是在那一刻决定用我作这一期的主持人。
散会后，老孟说：“朱军，没事和许戈辉好好聊聊，熟悉熟悉，这期你俩搭档试试！”说完转身走了。
奇怪！求之若渴的东西来了，却没有瞬间的狂喜，也没有什么人向我祝贺，高立民、崔亚楠他们都没有，一切显得异常平静。
真的要录像了，真的要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了，准备比等待更加紧张。于是我每天很早来到办公室,把一切相关的带子和节目资料都看一遍,回到宿舍趁亚楠不在的时候对着卫生间的镜子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东西南北中》。”尝试着各种表情、各种肢体表达,活活一个神经质。和许戈辉也是天天打电话,一到办公室就对词,其实充其量不过十几句话,对了一遍又一遍,我生怕因为自己的一点闪失而前功尽弃。
没有出镜的衣服,我来北京时就带了两件衬衫,毛衣穿了一个冬天。越临近录像我越心急火燎。
和我同住的崔亚楠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我：“到时候你穿什么呀？”没等我说话,他神秘兮兮地拉着我就出去：“我给你弄套衣服去！”
我们出门坐上地铁。路上他才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叫“仕奇”西服专卖店的老板,也是内蒙人,他的老乡,我们可以先向他借身衣服应应急。老板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后,二话没说,指着一屋子的西服,就说了仨字：“随便挑！”
我拿了店里最便宜的两套衣服,走出店门。
录像的当天简单而顺利,节目的要求很简单,我只是和许戈辉在演播室中将串场的词录一遍就行,每回几乎都是一次通过,因为词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录像后,我换下衣服。到中午了,继续去打盒饭。
我和导演高立民一起进机房,剪片子。每每剪到有我的片段,我都特别仔细地看自己,明显有点傻,明显不自然,说话再慢点就好了……我给自己找出无数的缺点,摄像机总是能夸大人的缺点,经常在机房里觉得自己“惨不忍睹”。也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到机房看上一段,忽然就问：“这小伙子是谁？”
每听到这样的问话,我都自我安慰地当成是在夸我。
我坐在机房的角落里,像个剧务一样地送水送饭,进来的人不会注意我,但是他们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我。我是一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我不求在生活中光彩照人,但要在屏幕上引人注目。那个时候,白天工作,晚上做梦都在说：“东西南北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熬机房是一个艰苦的工作,空气浑浊,不见阳光,“躲进小楼成一统”,却令精神十分集中。直到有一天晚上,终于编完了,孟欣要来审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字幕。我站在旁边心里盘算：会给我打一个什么字幕呢？
我有些忐忑,隐隐期待着什么。
于是等待。
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在东门、在办公室、在策划会上。
节目审过皆大欢喜,机房的技术员熟练地上字幕。这时,技术员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朱军名字前面打什么字呀？”
“‘主持人’呀！”孟欣极其不经意说出了三个字,技术员照办。周围没有任何人流露出惊异或是质疑,依旧没有喝彩和祝贺,大家平静地继续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经历了翻江倒海的激动,我强忍着。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庆幸它成了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孟欣走的时候,我胆怯地说：“谢谢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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